爱华网系列专题：《打开成功之门：领导的艺术》
葛洲坝工程方案的由来 --周恩来的求异思维艺术 葛洲坝工程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三峡工程中的反调节航运梯级。开始讨论三峡工程方案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兴建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方案是由中苏专家共同讨论的，在讨论过程中双方意见不一，经过争鸣，共同提出了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方案。这样，才产生了葛洲坝工程方案。1970年，国家批准这一方案，又经过初步设计，开始兴建葛洲坝工程。从1981年第一期工程通航、发电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方案是正确的。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提出过在三峡南津关河段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认为，上述河段石灰岩溶洞现象复杂，存在溶洞绕坝漏水的问题，基础不容建坝，便没有采纳萨凡奇方案，另选了南津关河段上游30多公里处的美人沱河段为三峡大坝坝址。 1955、1956年，我国邀请前苏联专家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一起研究坝址方案。他们不赞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意见，认为在美人沱河段建坝有两个问题。一是将坝址上移30多公里，会损失10m水头，这等于损失了一座300万千瓦装机的大电站；二是会使美人沱至南津关的峡谷河段成为碍航道。萨凡奇方案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此他们主张采纳萨凡奇方案。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则认为，坝址基础是带根本性的问题，要解决南津关河段坝址漏水的问题是困难的，美人沱河段就没有这个问题。因此，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坚持在美人沱河段建坝的方案。
双方的意见，真可谓针锋相对。然而，正是这种相互否定，并经过双方对对方否定意见的研究，才明确了自己深化认识的任务。前苏联专家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同志的否定意见中，认识到需要研究南津关河段坝址漏水的问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从前苏联专家的否定意见中，明确了需要深入研究美人沱河段坝址水头损失和碍航的问题。 前苏联专家为了弄清南津关河段坝址基础漏水的问题，从国内动员了对岩溶问题研究造诣较深的一些专家和院士，到现场勘查研究，大量的勘探和有关资料证明，南津关河段的地质情况比原来设想的复杂得多，确实不容许建坝。这样，前苏联专家对萨凡奇方案的认识就全面了，不仅看到了它的优点，也看到了它的弱点。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对自己提出的方案，也认真地作了研究，认为在美人沱河段建坝确实存在水头损失和碍航问题。因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对自己的方案也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中苏专家都确认自己方案中所存在的问题后，这就为双方充分利用各方案中的优点和避开弊端提供了可能。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在坚持美人沱河段建坝的同时，又根据萨凡奇方案中多发电和不碍航的优点，提出了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方案，即除建三峡大坝之外，再在下游葛洲坝修建一座大坝，这样，既可以多发电，又可以改善峡谷河段的航道。这一方案兼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萨凡奇方案的优点，又避开了这两个方案中的弊端，经过双方讨论，一致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合理的。 到此，经过中苏专家共同努力，双方不同意见的争鸣，提出了三峡工程--葛洲坝方案，这样也就产生了葛洲坝工程方案。 案例蕴含的道理 现代领导要有智力上的延伸，要组织一批智囊团，为领导决策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且协助做出正确的选择。葛洲坝工程方案的选择，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中，决策者运用求异思维艺术，对专家争鸣采取的正确态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周恩来是葛洲坝工程重要的决策者之一，是决定集体中的具体责任者。中苏专家争鸣的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之后，他非常慎重地表示了意见。他说："萨凡奇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他是一位科学家。萨凡奇只搞了一个南津关坝区，可是他提出了问题，是有功的。如果要否定南津关坝区要多花一些力量，要有材料，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还说："对世界上的高坝应做些研究，科学家要摆问题，加以论证，三峡大坝研究成功也是对当代科学的巨大贡献。"周总理曾多次听取了专家们的辩论，但他只是静心听，从不插话。这是周总理求异思维艺术的高超之所在。周总理深深懂得求异思维的重要性，像三峡工程这样的重大决策，只有一个声音是不行的，必须对方案进行反诘、求异，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从而做出科学选择。由于他的正确态度，使中苏专家之间不同意见的争鸣，才得以展开和健康地进行，才能通过"求异"取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