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的一篇关于beyond乐队的文章引起巨大争议。这些争议，一开始就超出了对beyond本身的评价问题，而扩展到对整个香港文化的评价，以及内地文化与香港文化如何对视的问题。 这些问题，内涵之丰富，几乎可以折射出中国近200年来社会变迁的所有重大命题：民族主义，商业与普世价值，知识分子与启蒙，天朝意识与现代国家，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等等。这些困扰中国人一个多世纪的问题，至今不能得到很好的清理，没有一个基于现代观念的广泛共识。这是内地文化与香港文化之间产生争议乃至冲突的重要原因，也是香港回归16年之后，我们仍对香港感到陌生、不解的重要原因。 晚清、民国时期，香港及上海英租界被强加了一套以英国法为蓝本的现代法治体系。由司法独立带来的人身与财产权保障、言论与行动自由、社会公正、守法观念、安全感，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文化。比如，在英租界建立不久，就出现了这样令国人惊异的情况：“西人控华人，须请泰西律师以为质证，即华人控西人，亦必请泰西律师”。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就在上海英租界。 香港所移植的英国司法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发展，早已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有健全的法治，有自由，社会公正，加上自由经济带来的繁荣，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对人的精神气质、对文化的改变是巨大的。这恰恰与隔岸数十年的大批斗、人整人、饥饿、政治挂帅相对照，也与近些年严重的公正问题、腐败问题、普遍性的道德失范相对照。完全不同的生存状况必然会造成双方在文化心理上的巨大鸿沟。1949年之后，长期的地理隔离及意识形态教育造成的心理隔离，使这道鸿沟变得一时难以逾越。 香港为何看起来没有“文化”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绵延时间最长的农业文明。自1840年代以后，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始痛苦的转型。在21世纪初叶的今天，中国的两个地区，香港和台湾，都建立起了现代法治体系，转型为成熟的现代商业社会。 两者转型的途径却截然不同。香港是被强加一套现代体制，经过一百多年，这套体制扎下根来，改变了社会，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心理面貌，重塑了文化。而台湾则是经过痛苦的自发改革，内生出一套现代体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与人们的精神气质也逐步改变，终于在20世纪末实现蜕变。 在台湾这样的内生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主导的启蒙运动往往起到重要作用。这样的社会转型，一开始就有具体的西方参照物。这样的转型目标，主要是知识分子发现的。他们积极宣传、鼓吹，以这个目标为参照，抨击现有体制，鼓动人民起来朝这个目标前进，于是引发了革命或改革。 在某些知识分子们看来，社会存在种种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广大的普通民众对此并不知情，也无力知情，因为他们缺乏知识，或受蒙蔽而麻木不仁，因而，知识分子就要唤醒他们、教育他们、引导他们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并通过行动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在传统朝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威权政治时代，像民国时期与上世纪50-80年代末台湾蒋氏父子统治时期，是启蒙知识分子大擅胜场的时期，是知识分子英雄辈出的年代，比如梁启超，比如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比如殷海光、柏杨、李敖、龙应台，都被视为启蒙知识分子。再比如，近些年被冠名以“公知”的一大群体，实际上也属于启蒙知识分子的范畴。 启蒙时代，知识分子振臂高呼、摇旌呐喊，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又是非商业的，是建立在精英阶层的知识优越性与道德感召力之上的，甚至是建立在强烈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之上的，所以十分动人。这也使得这样的社会，虽然人们平均文化水平很低，但看起来充满了人文精神，富有人文气质，用王小峰的话说，这样的社会是“有精神的”。 比如在内地，经过30 多年的禁锢之后，80年代一开放，北京的摇滚乐迅速兴起，崔健、唐朝等带有强烈“社会批判、人文关怀”的音乐使那个年代看起来确实“有精神”，有文化。同样在70、80年代的台湾，从侯德健、罗大佑、苏芮等人的歌声中，我们也听到了强烈的知识分子气质的“社会批判、人文关怀”。 但说到底，“社会批判”之所以兴盛、震撼人心，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悲惨的、不公正的现象需要批判；“人文关怀”的兴盛也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不人道的现象需要人们去关怀。 王小峰对大陆摇滚乐的推崇，对昔日台湾流行音乐的欣赏，对香港音乐的鄙视，对今日华语音乐的失望，他评判这一切的基点，始终是转型时期的、前商业社会的的、启蒙主义的立场。 一旦社会转型成功，社会公正的症结得到解决，自由得以实现，“社会批判、人文关怀”就开始褪色，变得无的放矢，于是启蒙模式就迅速失去魅力、失去市场。人们不再关心宏大的政治、历史、文化叙事，而回归私人生活，回归小情小调，回归市井，回归鸡汤。
陈冠中在他的《盛世》中讲的一个故事颇有意思：“我”是一个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作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准备在台湾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录。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国宝级的老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了，我的这些珍贵访谈已成绝响，在台湾一定大卖。结果我的动作慢了一点，修改了几遍，等书出版，“台湾气氛已变”，台湾人不再关心大陆文化了，访谈集几乎无人问津。接下来，又写侦探推理小说，又写人生哲理，又写办公室秘笈，最后写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终于大卖，荣登畅销书作家行列。 香港拥有健全的文化市场 上世纪60-8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50年代婴儿潮一代这时长大，“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得以形成，加上法制健全，文化上的自由放任政策，经济成就带来的自豪感，这一切最终促使“香港文化”在70年代成熟，并席卷整个华人世界，输出全球，香港转型成为一个发达的现代商业社会。 显然，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并不需要知识分子引导的启蒙运动，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人文关怀”，只要有一种健全的“本土庶民意识”（黄霑语）就行了。所以，虽然从人口比例上看，香港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少，但在迷恋启蒙时代英雄主义的人看来，香港社会缺乏“人文精神”，香港文化太“市井”，不够高贵，没有“精神”，香港是“文化沙漠”。 事实上，在一个转型成功的现代商业社会中，启蒙型知识分子必然会被边缘化，这不是因为他们堕落了，也不是因为民众堕落了，而是因为社会变得公正、自由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要想继续站在聚光灯下，必须通过商业的渠道，在商业上走得通，如金庸，如林夕。而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对知识分子的知识、才华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如黄沾所说，有一些文化研究者对“另类”音乐独具好感，觉得这更有文化，但实际上这些另类歌手很多人水平可疑，一旦和职业歌手相比，就会败下阵来：“市场经济，在很多层面上极公平。质高者胜，质素差的，如何分众、另类，都难持久。”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而是一个竞争激烈而又颇为公平的文化市场。这样的市场，不见得完美，可能会遗漏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它相比知识分子立于潮头浪尖的威权时代，肯定是一个进步。它其实就是启蒙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明天。王小峰们最好早做准备，以免到时候过分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