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月2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已经回落至接近“钱荒”前的水平。6月底那场突如其来的流动性紧缺风波，已出现缓解迹象。但“钱荒”带来的冲击与反思，依然在继续。如何看待这场罕见的钱荒？市场、监管者乃至普通民众，应该从此次风波中学到些什么？时代周报就此专访了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教授。 作为曾经在央行工作多年的金融专家，陆磊尤其反对当下业界对于“钱荒”过于简单化的解读。他指出，这次钱荒其实不是因为央行收紧，而是源自2008年以来货币政策的过度放松，放贷太多。而相比之前，这次央行的态度是一个进步，反映了宏观调控当局经济思路的转变。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而且能够持续下去。 对于外界谈论甚多的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金融改革，陆磊同样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金融改革必须从具体领域求突破，越是宏大的一揽子计划越是无效。在中国金融市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应当审慎，不能一蹴而就。 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都误判了形势 时代周报：很多人认为，这次的“钱荒”是因为央行在收紧银根。您怎么看？ 陆磊：2009年7月，我就提出了中国的体制性红利已消失。这包括了劳动力红利消失、世界贸易组织红利消失、银行改革红利消失。其中，第三项的关键内容就是2005年开始的银行改革吸收了丰裕的资本金，筹集了上万亿的资本金，按照12倍杠杆率其释放过程预计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而且资本金通过放贷盈利，还会再扩张，测算下来之后的10年不增资扩股都足以支撑8%-9%的经济增长。结果2008年一年放出两年新增贷款之总和，9.6万亿，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放出了这么多新增贷款之后，就要持续不断地注入，才能维持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样的融资方式是滚动型的，按萨缪尔森的说法叫“加速数”，它是骑上老虎背就下不来了。以一个项目为例，当项目贷款放下去以后，它的二期、三期就必须按照一定的规模往里投，是不可能收缩的。这样大大缩短了资本金消耗的时长，也就埋下了未来出现“钱荒”的根子。 所以，这次“钱荒”其实不是因为央行收紧，而是因为过去货币政策的过度放松，放贷太多。对“钱荒”的概念要理解正确，它不是钱不够那么简单，而是需求和供给的动态概念。由于需求过大，在一定的供给情况下，流动性才显得不足。 时代周报：那“钱荒”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爆发？ 陆磊：这个时间点爆发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包括居民都误判了。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大家预测2013年的经济增长，我说2013年的经济不会好到哪去，但不会低于7.5%。而很多人有较高的判断，社科院说是8.3%，人民大学说是9.3%。这种预测有它合理的因素，就在于分析了过往若干年的情况，中国每年开完两会之后，当年度或下一年度会出现较高的投资增长，必然拉动经济增长。我当时就怀疑，新的领导班子可能根本不喜欢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什么时候说过要“保增长”，什么时候说过要“大干快上”？从来没有。但是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都以为新型城镇化就意味着基建投资。1月份、3月份、6月份这三个月都出现了上万亿的信贷投放。所以又出现了资金供给和需求的矛盾，需求方面从去年年底误判今年会大干快上，所以要加大投放；供给方面，央行、财政部和发改委并没有像过往几年那样连夜批项目。最后在货币层面，中央也没收紧，只是没有做到按照大家预期的那样放松。这是经济层面的原因。 第二个是货币金融层面的原因，去年年底到今年的两会之前，“利率市场化”的呼声充斥于耳。金融机构的反应，一是存款利率一定往上走，因为要竞争存款；贷款利率一定往下降，因为要争取优质客户，所以存贷利差是收缩的。当这成为一个全社会的共识：中国很快就会搞利率市场化了，银行一定会做中间业务、表外业务，这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不太注重存贷款业务。这就出事了。原来，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当中，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是最大的拆出行。当利率市场化预期出现之后，一些大行都做影子银行了，因为要做表外业务才能获得预期盈利，要不然未来的收益会下降。表外业务就意味着把老百姓的低成本资金，就是存放在银行活期、一年期定期的钱，放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存款规模自然会下降。今年4月份，我已经说过，居民储蓄存款净下降9000亿，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到6月份出现了钱荒，所以这不是没有蛛丝马迹的。 第三个直接原因是伯南克在美联储的闭门会议上说美国将会退出QE（定量宽松）。他没有准确说明时间段，但是市场上一个清晰的判断是，美国不再会推出新的QE，老的QE持续到今年年底。本来2014年才退出QE，现在等于提前了半年到一年。美联储之所以敢退出QE，意味着美国的复苏将是大概率事件。我多少年来一直在提醒，美国复苏的时候，将是中国好日子终结的时候。道理很简单，原来我们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的泡沫化，这都不称其为问题，因为全球资本在看：是的，你中国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别人，无论是欧元区还是美国，都比你更差，所以热钱还是涌入的，人民币汇率是升值的。人民币升值伴随的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来换人民币，在央行层面上会出现外汇占款的增加或者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外汇储备从2万亿到3.5万亿，在危机以后短短的几年迅速完成。 现在，如果出现逆转，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资本认为，中国还是中国，虽然没有发生恶化，但是有一个经济体比中国更好了，这样全球资本必然舍弃中国回流到美国。这个情形历史上是发生过的，80年代中后期的拉美，1991年的日本，1997年的韩国，都面临过这个问题。尤其是1991年和1997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分别是IT技术在美国兴起和IT技术成为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全球资本到硅谷去投资，伴随的就是美元的升值和当时日元和韩元的贬值。很多人误以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但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你还值不值得我来投资？直接的美元升值会导致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下降，外汇占款下降就意味着更多的人要买美元而不是人民币，反过来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就不再看见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节节攀升了，它在一个位置见顶稳住了。稳住以后就意味着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要减少。所以这一系列的原因，共同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钱荒”。 时代周报：资本不光是在逃离中国，也在逃离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这个趋势是不是长期性的？如此看来“钱荒”是长期性的还是短期性的？ 陆磊：我不敢说现在的资本流出就是一个长期现象，但是我担忧的是它会变成一个长期现象。有些学者会把自己想的东西当作既成事实，而我的态度是，我不能肯定这个事情一定发生，但是我要说清楚，如果这事发生之后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是否还有某种路径使它不发生。我绝不认为我们一定会面临灾难，我认为还有可能使我们非但不面临灾难还可以走得更好。我深信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新型城镇化，但是这部好经不能被底下念歪了。 央行提供流动性并非迫于无奈 时代周报：这次“钱荒”中，央行前期的态度有点让人出乎意料，没有按照市场预期的手法去操作，你觉得这种态度是不是高层调控思路转变的一个反映？ 陆磊：这次央行的态度，我宁愿称之为来源于共识而不是来自另外的高层指令。共识是什么？政策层都知道要“trial and error”（试错），有了error就要重新再try。我们实际上是试过了，2008年以后的放松引致一系列的问题：一、实体经济没钱；二、资产价格泡沫化；三、可能隐含着金融风险，即违约的压力。这些压力下只有傻子才会走老路。有些学者在出现金融风险问题的时候跟着叫嚷说经济要崩溃，金融要崩溃；现在，央行不放松，不走老路，修正原来的那种做法，他们又叫嚷金融要崩溃，“跪求”央行放松流动性，那到底该怎么做？ 时代周报：那么你认为，央行这次的态度比以前是个进步？ 陆磊：当然。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既要考虑短期利益，也要考虑长期目标。美国人是经历过2008年危机的，房地产已经崩溃过一次，有切肤之痛，所以量化宽松不会导致资金流到投机领域，而是进入了实体经济，布局了新一代互联网等战略产业。中国恰恰处于2004年美国的状态。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放松货币，房地产投机就导致了后来的危机。“安倍经济学”的出台也是如此。日本的资产价格经历过1991年的崩溃以后，一直处于相对低迷状态，而且日本是老龄化社会，放松货币也不会引致日本老人们去买固定资产。所起到的效果是使短期的交易、交投活跃起来。同样的，我个人以为这次央行的态度根本不是来自某个个人，而是这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当局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对经济的看法。 时代周报：央行在这次“钱荒”发生几天后，表示已向一些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央行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 陆磊：不是，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是两个不同的政策。央行提供的流动性一定是向陷入流动性或短期支付问题的机构注入解决问题的资金，不是货币政策的操作。支付体系之间是相互连接的，它的稳定是央行维持金融稳定的一个基本职能，所以当机构出现问题的时候，注入短期的定向流动性是天经地义的。在“钱荒”刚发生时，我就提出，一方面在货币政策层面上一定要稳健；另一方面在金融稳定政策上，用专项的紧急稳定资金，所以这不是全面性的放松。市场上流行的意见是央行应该降息、降准，这就错了。因为降息、降准是不论金融机构是否陷入支付困境，央行都突然之间出了一笔钱，那就叫做整体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调控流动性要看外汇占款和M2 时代周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不久前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也谈到会适时地调整流动性，你怎么理解他这个表态，什么叫适时调整？未来的货币政策该怎样去操作？ 陆磊：未来的货币政策要适时调控流动性，最主要的参考指标还是跟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占款有关系。因为当人民币汇率发生波动的时候，当外汇占款发生变化的时候，基础货币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央行责无旁贷应该关注的问题，基础货币发生变化，乘以一个货币乘数，也就是银行放贷的积极性，才能变成流通货币。第二个指标就是年度定的M2目标，我们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年度目标是13%，现在是15.8%，M1是11.3%，这两个指标都远远好过2012年，所以凭什么让央行整体性放松呢？这本身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会是13%？这是有据可查、有账可算的，因为经济增长率加上目标通胀率再加上一个两到三个百分点的润滑剂，这就构成了货币供应量指标。假设经济增长率是8%，目标通胀率是3%，再加两个点，就是13%。好多人认为这个指标不可靠，我不这么认为。从定义看，M0是流通中现金，M1=M0+企业活期存款，M2=M1+企业定期+居民储蓄+股民保证金。这是流动性的一个非常好的衡量指标。我现在坚定认为货币供应量是我们能够管控的最佳指标。很多人不同意，说应该是利率。是的，当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到更高状态的时候，利率是更好的指标，但现在，理财产品、地方融资平台，对利率是不敏感的。不管市场利率是多少，它都敢进。 时代周报：央行表态要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考虑到目前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会不会出现一些反复？ 陆磊：会出现一些反复，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把一些问题说透、摊开，美联储这点做得非常好，叫做与投资者沟通。我们现在还在转型期，宏观调控政策也要与老百姓沟通好。宏观调控当局能否频繁地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告诉公众，我现在在做什么？比如大家都能够观察到PMI和铁路运量、发电量，就知道经济是什么状况，那么央行该放多少流动性，放还是收，什么样的指标能够接受，这样大家就能够明白，现在央行主要是出于金融稳定为支付体系注入临时流动性。下一步就是针对经济情况准备投放多少货币量，广义货币达到多少，投放多了就应该回收，如果不够，就要多投放一点。为什么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是1234，而不是一把到底，因为他要看够不够，不够再做第二轮QE。没有人假定宏观调控当局是神仙，但如果沟通好，就容易形成共识。 不可靠的利率市场化还不如人民银行定价 时代周报：现在是利率市场化的合适时机吗？ 陆磊：我认为，当影子银行出现的时候，利率已经市场化，当你的手机中收到各家银行发来的理财产品的预期回报时，利率已经出现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银行业市场充分竞争，现在如果还是工农中建在市场上做大批发商，利率市场化是很难操作的，会形成像中石油、中石化那样的寡头定价机制，所谓的“成本加成定价法”是非常可笑的—由于我现在经营发生了亏损，所以我要涨油价。这是第一。第二是在搞利率市场化之前，要有存款保险，这些前提我们都应该考虑。事实上，利率市场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比如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表外业务。 我不太赞同存贷利率放开才是真正的利率市场化。你不能假定我们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把利率的定价权交给工商银行去定，还是交给人民银行去定，哪个更好？如果你假定自己有谈判权，和银行之间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我完全赞同利率市场化，但是，当你走进工行的时候，工行告诉你利率是多少，你爱存不存，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一个更超脱的中国人民银行起码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起码从法人机构角度出发，它没有理由照顾各家金融机构的利益，它更加中立化。 与其出现一个不可靠的利率市场化，还不如拥有一个人民银行定价的机制。所以，对利率市场化还是审慎一点为好。首先明白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市场结构下，我们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对于理财产品，不说利率市场化，至少是金融资产的定价市场化了，给老百姓一个选择权，这不是挺好的事吗？ 时代周报：但对于“影子银行”，担忧的声音还比较多。 陆磊：我认为，应该让这个市场发展起来，影子银行不应该禁止，而是应该规范、放开、观察它。当下的金融创新中，有一句话叫“买者自负”，这就是标准的市场特点，是最市场化的。第一，你买了理财产品，最后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预期回报是多少，但现实回报只有这么多；第二，银行拥有提前终止权，你不能，你如果提前终止，你只能拿活期利息；第三，你根本看不懂说明书，你不知道银行拿着你的钱投到哪里去了。银行买了债券的回报远远高于给你的回报，你怎么办？这就叫买者自负。但凭什么“买者自负”？这就需要银行业监管部门替消费者来管金融机构，这就是1933年美国成立证监会的原因，因为市场会欺诈你，让你受损，所以投资者共同推举一个权威当局，代理投资者进行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我们现在是过度放任，没人管，而且还有个“监管俘获”问题，监管当局更多的是站在金融机构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现在一行三会已经成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是一个积极的正确的方向，终于明白我们该干什么了。我认为透明度可以解决一切，监管机构作为老百姓的代理人，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避免他们伤害消费者利益。代理人是否按照委托人的意志来办，通过透明度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 金融改革越是一揽子计划越没戏 时代周报：政府一直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但金融和实体经济是有脱节，民营部门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 陆磊：不是由于货币过紧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恰恰相反，是金融过松，一旦货币多了以后，人们的想法绝对不是把金融资源投到实体经济，反而是逼使老百姓去投机，地价、房价必涨无疑，然后就会诱使你尽可能多地拿到钱。所以，它就倒逼着金融资源流向了投机领域。凯恩斯以来的假设是银根放松、利率降低使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降低，进而能够使得经济活跃起来。但在现代金融市场中，当中出现了一个“阻断”，当银根一放松，利率降低之后不是引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而是通过另外一个渠道进入了投机领域。因为货币供给增加了一倍，资产价格也上涨一倍。原本应该进入到实体经济的资金也跟着放松的银根一起进入到了投机领域，留给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越来越高。更糟糕的是，银根没放松时进入到实体经济的资金也进入到投机领域了，典型代表就是温州企业家。他们原来是做鞋的、做眼镜的，结果纷纷去搞投机。这是个典型事例，最终就是融资难、融资贵。所以我们不要把民营经济想成是崇高的天使，他们在这个情况下行为也会发生变异。我经常说，我们总是把楼价的上涨、泡沫化归结为地方政府，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问题的另外一面，是谁在买呢？ 时代周报：如何解决资产的泡沫化问题呢？
陆磊：只能放水冲沙，不是去挖沙子。中国现在的货币量、金融资产总量如此之高，老百姓都已经息息相关地跟金融资产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只能放水冲沙。放水冲沙就是让大家的兴趣点发生转移。所以现在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是举双手赞成，稳健的货币政策首当其冲的是股市下跌和楼市不再涨，下一步就是回报率回归到正常状态。大家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已经不再能挣到暴利了，兴趣点就发生了转移，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态就是老老实实去做生意，因为它可以带来6%的回报。这就叫放水冲沙。千万别急吼吼地去把这根子挖断，挖断我们大家都完蛋，因为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在里面。 时代周报：你认为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应该怎么去突破？ 陆磊：这要分宏观面和微观面。宏观面就是利率市场化，我不认为需要央行来推，而是要对现在的市场化程度进行评估，并进而给出路线图，要把影子银行统一纳入利率市场化的考虑范围。二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外汇储备运用方向的改革。微观面，最重要的是让民营资本参与到金融中去，未来应该有更多的民营资本办银行进入到正规银行体系。这些能做到已经很不错了，不要寄希望太高，越是一揽子计划越没戏，最好是踏踏实实确定未来一年在某个领域的工作重点。金融改革就是个链式反应，真的在一个领域形成突破之后，后续的一系列改革都能完成。 （文稿未经被访嘉宾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