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9年经济学诺奖得主，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曾经说过：20世纪前后两个时期是20世纪全球经济最稳定的时期，而且本世纪经济史上两件影响最大事情恰恰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中央银行）的成立，和1999年欧元的顺利启动。从蒙代尔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货币联盟在当前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分量有多么的重要，也就是说，在金融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战略已经特别突出。
在全球货币体系极不对称，1997-9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以及1999年欧元顺利启动之下，亚洲尤其是东亚（与地理定义有区别的，即包括东南亚）各国经济与货币合作显得更为必要和势在必行。然而欧元的实施在给我们东亚送来了“革命”火种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从总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会大于收益吗？放弃本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的的成本有多大呢？加入货币联盟以后受到的非对称冲击会不会越来越频繁呢？各国经济增长差异是否很重要？等等一系列令人困惑不解的难题。 关于汇率政策的争论：一个国家在加入货币联盟之前，如果遇到产品需求，成本以及价格等冲击时，他们大多数会通过采用改变汇率（竞相贬值）或者是利率来消除这些对本国经济不利的因素，说的直点，就是把危机转移到邻国，也就是女大经济学家鲁宾逊所说的“以邻为壑”（这个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经常发生，97-98年时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就大量存在，中国在此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如果这些国家加入货币联盟以后，就等于失去了这些政策工具。但问题是采用汇率变动消除上面的差异是否真的对他们经济长期有效？换句话说，一个国家通过改变其名义汇率真的能够改变其实际的汇率价格吗？有结论给出，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所失去的汇率政策工具其实并不能真正消除这些国家的上面的差异。他以蒙代尔的两国需求转移模型为例。假定消费者的需求从法国产品转向德国产品，而法国就用贬值的方式来应付这一冲击，以使法国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来改变最初的不利需求转移，达到重新的均衡。可事实上这一均衡点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是，当法国货币贬值提高其出口的同时，却又提高了其进口的成本，从而大大提高本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当法国工人要求补偿其购买力损失时，会引起名义工资的上涨，这所有的一切会使得总供给曲线向左移，结果是物价上升，产出下降。而物价上升又反馈到工资的形成过程中，引起总供给曲线的再次向左移动，最终形成均衡点，也就是说，贬值政策的最初的有利效应会随便时间的变化马上消失。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应，而这就取决于各国经济的开放度和工会的力量。从长期来看，名义汇率的变化对一国的实际汇率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非对称冲击：一国加入货币联盟后，其受到的非对称冲击是到底减少了还是增加呢？蒙代尔的经典分析，即产品需求在各国之间的转移在一国加入货币联盟是否会在货币区内继续发生呢？在《单一市场，单一货币》（One Market, one currency)报告中，欧洲委员会的观点是：在货币联盟内，发生不同需求的冲击将会越来越小。即原因是欧洲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由此而形成各国相互买卖同类产品的贸易结构。这样，法国在向德国销售汽车的同时，也从德国购买汽车。德国也是如此，包括其他成员国。这类贸易结构使大部分需求冲击将以相同的方式影响这些国家。如，当消费者降低对汽车的需求，他们既会减少购买法国汽车也会减少购买德国汽车，这样，两国的需求影响没有很大的差异。随着金融的深化，单一市场的形成，各国贸易壁垒的减少将会更加强化这中趋势。最后，大多数需求冲击就会产生相同的效应。而这中冲击更多是对称性的，而不是非对称性的，欧洲中央银行将会有所作为。相反，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1991年）指出，我们不能无视蒙代尔的分析，因为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另一个贸易动态特征将证明蒙代尔分析的重要性。由规模经济引发的贸易一体化也会形成产业活动的区域集中化。即贸易限制的减少会对产业布局产生两种相反的影响， 这既可能使生产地更接近于消费地，也可能是生产更可能集中，并从规模经济中获利（从动态和静态分析都是如此）。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事实上贸易一体化引起产业活动的区域化集中趋势更加明显，而不是相反。说白了，就是贸易壁垒的减少将会出现“国家分工与协作”（我的意思是有可能一个国家产生一种产品，其他国家产生另一种产品）局面，而不是第一种观点所说的，每个国家都拥有产品的生产权。其实如果真的如保罗·克鲁格曼所预见，他也应该考虑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欧洲的政治主权也变得“模糊”起来，达到其真正的目标：用同一个声音对外说话。也即美国（我发现那些大牌经济学家总喜欢拿欧元区与美国相比，其实可比性很差的，因为美国起码也是用同一种声音说话的哦）的“联邦制”，而非苏联式的“邦联制”。这个时候，保险制度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了，即公共的财政转移与私人的金融市场，如股票与债券。 各国经济增长差异：按照加入货币联盟的第一标准趋同原则（另一个为渐进原则），经济增长不同的国家达成货币联盟的国家也会产生问题。举个很简单的数据模型：A国的GDP增长率为5%，B国的为3%，假定两国进口弹性为1（我不知道这种假设是否合理），那么A国从B国每年进口增长5%，而B国从A国每年的进口为3%，这样就得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的进口可能快于出口增长，这样两个国家就会出现贸易不平衡（其实这个模型还有一个隐含假设，即经济体规模一样大）。为了避免出现贸易帐户出现长期的赤字，A国不得不降低其向B国出口价格，B国则要增加从A国的进口。换句话说，A国的贸易条件必须恶化才能够使其产品更有竞争力。A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其目的，一是贬值，一是国内物价涨幅低于B国的物价涨幅。若两国结成货币联盟以后，那么只有采用第二种方式了。这就要求其紧缩财政政策，这反过来就会抑制其经济的增长速度。然而以上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验证，反而实际经验数据证明了相反的经济现象，从1981年到1998年，在低速增长率国家，既有一些国家实际汇率升值，也有一些国家实际汇率贬值，而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出现实际汇率升值，而不是贬值。保罗·克鲁格曼对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贬值之间的相关性给出了完美的解释：从动态角度来看，经济增长表现为新产品的开发，高增长率国家有可能开发新产品，或者去提高原有产品的质量，这样导致产品的弹性并不与前面的假设一样，而是其出口的收入弹性要相对高的多，并且比自己的进口品的弹性也相对较高（1989年保罗·克鲁格曼给出的经验证据）。因此这些国家在实现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不会出现贸易帐户的失衡问题。这意味着高速增长率国家无须用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贬值来提高出口的速度。同时，还有经济家指出，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可以解除高速增长率国家对其加入货币联盟的过分担忧。 因为篇幅和时间的原因，关于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其他成本-收益分析的争论，我在此就不分析啦，事实上其他的争论也基本是从以上三种基本争论的衍生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