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29日举行的中国国情论坛上表示，不能将提升消费的期待全部寄托于收入提升，更要关注非收入因素，要致力于增强居民个人消费安全感和消费信心。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社会保障机制不到位促使人们考虑收入支出时非常谨慎。并且，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低走，从1991年的61.8%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7月1日《新华每日电讯》）
邱小华的观点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其中他所说的“非收入因素”，大部分媒体和公众往往把它解读为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社会保障机制不到位等等。最重要的依据是统计数据表明连续15年来我们的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和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
其实，这样的解读仅仅对了一部分。著名经济学者巴曙松最近认为：“从消费主体来看，中国消费率偏低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居民，还涉及到政府和企业。事实上，居民消费量增速比较稳定，而且其在整个国民消费额度中所占比重达75%以上。”有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近年来的增长速度比许多人想像的高，远超过任何其他世界前十位消费大国的同期表现。商务部长薄熙来不久前也指出消费率过低还可以解读为政府消费过高以及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
众所周知的还有，消费占GDP比重的增减只表明消费和GDP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所以把15年居民消费占GDP比例持续走低理解为居民消费水平下降是一种简单思路，而把医疗住房教育等开支理解为非收入性因素的全部也是一种误读。实际上，对居民消费占GDP比例持续走的解读还可以是收入上升，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等其他导致“分母”增大过快因素的结果。
实际上，有数据表明我们居民的消费支出每年是以7%左右的幅度正常递增着。
显而易见，居民消费占GDP比例持续走低和最终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并非我们一般地理解为居民个人消费安全感和消费信心不足，也不完全是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社会保障机制不到位等原因导致。至少还包括了政府投资过快，政府消费增长过快，统计口径下的人员收入增长过快等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都属于居民的“非收入因素”。
指出这些，无意否认住房、医疗、教育等对居民消费提升的重压，而期望指出，扩大内需的责任不仅在于百姓，更在于政府、企业和社会。解决“三难”，消除改革中影响到居民当前和将来收入担忧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关注发展的结构协调，速度合理，规模适当，才是科学长远之和谐发展之策。经济社会良好发展质量和秩序是老百姓看到未来希望的根本。
(原文刊登于)·2006-7-3 5:53:13·河北青年报·评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