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秋风送爽，“中国通”的首次访华以华尔街式的“简约高效”迅速结出了累累硕果。9月20日在北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鲍尔森在密切会谈后共同宣布，根据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旨在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产生原因、标志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能脱离中美经济关系的宏观背景。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中美经济交流日趋密切，双边贸易依存度、要素流动性和金融关联度不断增强，这使得“规模效应”在彼此拟合中逐渐得以彰显。水乳交融的经济关系、休戚与共的整体利益都意味着稳定维持、有序促进中美关系是谋求双边效用改善的“帕累托改进”。
但如此共识之下，中美经济的共同发展却面临着一个现实瓶颈。这一瓶颈用经济学家米德的话说，就是“均衡的冲突”。经济交融度的加大，不仅让两国各自的政策目标产生了内在联系，还使得两国各自的政策工具衍生出了外部影响。中美旨在谋求本国内外均衡同时实现的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全然形成有效聚力，整体“有效政策搭配”在制定和执行中的制度性困难很容易让利益博弈陷入你推我搡的“长期拉锯”，或是集体理性缺失的“囚徒困境”。 将目光聚集于中美经济的全局，这种“均衡冲突”表现在三个层次：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目标层次，美国的赤字财政和中国的稳健财政使得两国长期中的经济周期相关性潜在降低；在物价稳定目标层次，美联储的“先发而至”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谋定后动”意味着两者在通货膨胀控制方面存在政策空间差异；而在国际收支平衡目标层次，鲍尔森的“强势美元”与中国的“稳健汇改”预示着中美贸易顺差的“货币性调节”难求短期内的立竿见影。 对于这种两国间的“米德冲突”，经典的政策搭配理论并没有给出求解方法，从米德到丁伯根和蒙代尔，三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诺奖获得者都没能走出“斯密式”的理论困境。就像“看不见的手”需要一个隐形经济先知一样，出发于中美经济全局的“有效政策搭配”至少需要一个理性政策决策者，问题就是，国别差异意味着决策者数目是二而不是一，这让“均衡的均衡”陷足于博弈环境。有幸的是，两国“均衡冲突”的理论难题在2006年得到了最新破解，经济学家Bartolomeo和他的研究伙伴将丁伯根模型发展到多决策者博弈形式，进而寻觅到沟通“均衡”的桥梁基石：相互理解和权力制衡。 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正与这一理论突破交相呼应，对促进两国经济关系提供了三方面有利影响：首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原有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战略对话等交流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美沟通渠道，有利于两国正式地、经常地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研究对策。2006年以来国际金融环境的跌宕起伏让中美双方共同认识到，相比于单一市场单一价格的狂飙或是暴跌，整体市场“波动性”的经济杀伤力更加巨大，如此背景下及时消除信息不对称对于跨国风险的协力防御而言愈发重要。其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让单边政策力量垄断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在交流缺乏时，利益冲突中的“政策警告”很容易被当成“不可置信的威胁”，如果中美双方不能在面对面的高层对话中切身感受博弈对手的潜在决意，那么就难以在自身政策制定中更多地考虑其外部性经济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内部保守势力较为活跃的背景下，对话机制的建立减小了贸易垄断、汇率威胁、经济制裁等破坏力巨大的单边垄断性强势政策的产生可能。最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对多边谈判的激活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在多哈回合一蹶不振的暗淡时段，中美于“共同世界经济领袖”定位中的交流增强，有助于“鲶鱼效应”在国际贸易合作领域内的效用显现，进而有助于中美经济整体外部环境的现实改善。
总之，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中美双方，在经济交融中面临着整体利益改进的现实瓶颈，我们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消除“均衡冲突”，实现“均衡的均衡”的制度创新，中美经济关系增强在交流促进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