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启示录之四:传受关系



对于任何一种媒体而言,对传受关系的观察研究不是第一位的,也是第二位的。我更进一步地认为,在经典的施拉姆SMCR传播模型图中,比那些模块更重要的是,模块之间的联线与箭头指向。

在传统媒体的架构里,传者和受者是壁垒分明的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专业的记者、编辑、评论员等文化媒介人(所谓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分子)组成,后一部分则被称之为大众。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里,大众不是需要被鄙视的,就是需要去值得同情和救赎的。

传者和受者的互动不是没有,而是很少。网络的诞生,使得互动前所未有的增加。不过,传者依然是传者,受者依然是受者。这句话的意义不在于“传” “受”两个字眼的本身,而在于他们在话语权的占有份额。“受者”们依然众星拱月式地围绕在“传者”的周围,无论是传受还是受受,他们的确存在互动,但地位显然是不平衡的。

地位的不平衡,有两种表现:其一、传者可以删除受者的话语反应,而受者无能为力(硬的不平衡);其二、传者的话语占有重要的位置(比如网站的首页,比如头条)而受者的话语只能可怜兮兮地附着在这个话语之后(软的不平衡)。特别是后者,其实受者给出的互动越高,越使得传者的话语在更高的位置上。换句话说,高高在上的传者是受者自己一手打造的。

 新媒体启示录之四:传受关系

这和网络的架构有关。虽然互联网诞生之初并不是服务器端对客户端的设计(后文我会展开这个论述),但事实上的演变却成了这样一种设计。web2.0所带来的P2P潮流,不过是对互联网的本真进行一种回归罢了。这种回归,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社会流动”。

教科书对于“社会流动”的定义是: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差的被成为封闭社会(比如某些崇尚种姓制的国度),反之则是开放社会(比如号称拥有美国梦的某些国家)。如果将互联网看成是一个虚拟社会的话,我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其实就中国而言,站在社会流动的角度上,前十数年是一个封闭社会。

事情有了转机。拜六个支柱定律所赐,受者们开始掌握流向传者的魔棒。比较简单的例子是,我这个原来只能看记者们写文章的受者,现在也转变成了让记者们看我写文章的blogger,当然,这两者同时存在。

新媒体让传受两个部分变得日益模糊起来。这和社会的变迁如出一辙(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今天已经很难坐实到某个具体的人头上,负债累累的房奴可能却是某个上市公司的股东)。一个世纪之前,社会的精英和大众还是泾渭分明的,但今天,某些领域的精英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草根,某些领域的草根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精英。专业化分工的深入让社会流动在加速。法兰克福的那些学者们(哈贝马斯除外),无论他们的研究取向是否需要争议,他们的研究基础却不复存在。因为,事实上,已经没有一个纯粹的大众可供鄙视和救赎了。

同理,传受关系的模糊,使得单纯研究传者或者受者已经显得不够充分(不过,依然有必要)。新媒体的研究着力点不在于传者,不在于受者,而在于传受的转化,以及,这种转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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