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日，加纳举行成立共和国和恩克鲁玛担任总统的庆祝典礼。典礼结束后，恩克鲁玛接见了中国政府特使、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当天晚上，加纳外交部长阿科?阿杰到旅馆会见了柯华大使，只谈了半个小时就达成了建交的协议。然后，双方在草拟的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上分别签字，这样两国建交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开创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史上的最高纪录。等柯华把建交公报交给机要员准备发报向国内报告时，加纳电台已在广播这个公报了。回忆起一年多前初来阿克拉的情景，王殊不禁感到非洲形势的发展之快。 之前的６月３０日，在几内亚北面的法属苏丹和西面的塞内加尔组成马里联邦宣告独立，并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庆祝典礼。王殊去苏丹首都巴马科见识了一下这个长期被封闭和隔绝的内陆国家。在巴马科，他和新闻部实际负责人、国务秘书戈洛戈成了好朋友。联邦成立两个月后，两个国家发生了分歧，塞内加尔退出了联邦。苏丹总统莫迪博?凯塔在９月２０日宣布独立，改国名为马里共和国。１０月份，王殊再次来到巴马科，热心的戈洛戈给王殊安排好去见凯塔总统。法文说得不好，还要用法文同凯塔谈话，王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而且凯塔的办公室又在很高的３楼，我走得急了一些，所以在凯塔办公室坐下来时还是气喘吁吁的。凯塔很和蔼，他让我先歇一会儿再谈，并说他自己上这３层楼，也是气喘得很”。凯塔很友好，在与王殊谈到同中国的关系时表示愿意立即同中国建交。 外交部接到王殊的报告后不到一个星期，便特派柯华大使作为政府代表来巴马科同马里政府进行建交谈判，很顺利地就两国建交并互派大使达成了协议。此后两个月里，王殊留在巴马科等候使馆人员的到来，同时忙于租房子，买家具、汽车和各种用品等，还要出席当地的外交和社会的活动。到１１月底，使馆临时代办等使馆人员来到巴马科，王殊才抽出时间来筹建驻到达黑非洲后的第三个新华分社。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不少非洲国家独立。可是殖民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想尽办法维护他们的特权和利益，非洲在解放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艰巨、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在刚刚独立后的刚果，王殊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亲身体验了殖民势力疯狂阻挠非洲民族解放大潮而制造的如狂风暴雨般无情的战争。 １９６０年６月，刚果（利）宣布独立仅一个星期，殖民者又发动武装暴力，局势发生严重恶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向刚果（利）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王殊就在这危急的环境下，奉命飞往利奥波德维尔（后称金沙萨）进行采访。在利奥波德维尔，王殊亲身感受到那里的紧张气氛。“当时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有２００多人，发报量很大，电报局临时在大厅里安装了十多部电传机还应付不过来，记者要排队才能用电传发稿，有些记者等不及，就用当时昂贵的长途电话口传”，王殊回忆，那时为了抢电传和电话机，记者之间常常发生争吵，甚至差一点儿就要动武。“有的通讯社有两个记者，可以协作，有的只有一个记者，也搭伙合作，王殊同东德通讯社的记者组成了‘合作社’，互相帮助。” 中国政府派员参加由刚果（利）民族领袖卢蒙巴倡议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并明确表示支持刚果（利）人民的正义斗争。王殊乘机到刚果政府新闻局提出设立新华分社的请求，结果非常顺利，两天就办妥有关手续，获取签证两年的许可，可惜新华社刚果分社成立仅一个多月，当地发生军事政变，卢蒙巴总理惨遭杀害，形势急转直下，王殊他们只得暂时撤离。 前副总理基赞加宣布代行刚果合法政府总理的职务并在斯坦利维尔行使职权后，利奥波德维尔政变当局就派兵包围了斯坦利维尔，并且封锁了陆地和河上的交通，同支持合法政府的军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为了确切地掌握那里的情况，王殊奉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作好了被俘虏乃至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从苏丹南部出境，穿过深山老林，历经波折到达斯坦利维尔，采访当局的真实情况，向国内汇报。
后来，由于基赞加政府向利奥波德维尔政变当局妥协，王殊与其他中国外交人员从刚果撤出。在非洲大陆出生入死将近三年，这段时间给王殊留下的回忆太多太多了，至今谈起这些，王殊只字不提自己的艰辛，却百般感激非洲人民对他的热情支持。他说，“我们做驻外记者的，走到哪里都必须重视广交朋友，尤其像我这样单枪匹马闯世界的，更需要多交朋友，朋友是我们获取采访信息和线索的最可靠保证，可以说，没有朋友的帮助，我们在外是寸步难行的。”王殊离开巴马科时，一些马里老朋友都依依不舍。戈洛戈送给王殊一座两只山羊的红木雕像，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要忘记马里，希望你再来。”这座红木雕像一直放在王殊的书柜里，只是北京天气干燥，非常可惜一只羊的腿已残断了。令王殊遗憾的是，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到非洲那片土地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