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那时，王殊已４５岁，当记者也有２０多年，所以是老记者了。不久，他听说自己可能会派出国工作。好不容易通过国内层层审查，王殊等待派往英语或法语国家。“我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的英法文地区工作，原来听说要派我去意大利，两种文字都可以用。”当年１０月，王殊接到通知要在年底之前赶到西德首都波恩，他感到意外和吃惊，“我不懂德文，也没有研究过德国问题”。当时，德国问题包括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之一，情况复杂，变化也很快，“国内对此很重视和谨慎，各单位都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处理两个德国的事，局外的人一般都是不参与的。” 原来，那时新华社驻波恩唯一的记者项前同志被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进行手术治疗。可驻波恩的新华分社是唯一一家中国机构，除了新闻报道之外，还要做很多了解情况和沟通联络的工作。不能没有记者在那里，如果要找会德语的记者也已来不及办理手续。恰好王殊出国手续已全部办好，因此总社让他先去波恩顶一个“缺”，“临时救场”，等以后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去接替他。 虽然感到这个工作岗位不太合适，但王殊还是接受了这个工作并且准备尽快赶到那里去。赶到波恩时，已是１９６９年最后一天的中午了。像所有初次到波恩的人一样，王殊非常惊奇地看到，这个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首都却是一个横跨在莱茵河上仍保持着原来的宁静和安谧的小城，当时城市人口包括郊区只有３０多万。不久后，王殊发现，波恩城市虽然很小，却是联邦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神经中枢之一。这里有１００多个来自五大洲的外交使团，还有２００多个本国媒体记者和１００多个外国媒体记者常驻在这里，如果这里发生重大新闻诸如议会大选、政府更迭之类，从世界各地临时赶来的各种各样的记者更是增加很多，从议会走廊、党派机构到新闻大厦的咖啡馆、餐厅都挤满了神经紧张的记者。 王殊既不懂德语，又不了解欧洲和德国的情况，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一连许多个夜晚睡不好觉。或许这反而成为他后来工作的动力。“要做好驻外记者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开展对外活动，结交朋友，观察动向，做调查研究工作”，到波恩后，他像以往一样，走出办公室去寻找朋友，建立友谊，除了官方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一些重要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外，根据两大本德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名册，打电话拜访他们。几个月后，他认识了１００多个记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好朋友。 半年以后，分社门庭冷落的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登门拜访和打电话来信的人多了起来。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西德记者到国内采访本来很少，到“文革”开始以后就更没有了。王殊感到了来访的人对中国了解很少，而且误解却很多。他不管他们是哪个报刊和哪个党派的，都热诚接待他们，同他们交换意见，努力把工作做好。
同时，王殊也加强了德文的学习。“文革”中，王殊因为学习外文被一再批判过，做了多次检讨才过了关。本来，他也不想再学外文了，而且当时已４５岁，再学一种外文确实很吃力。但不懂德文实在无法胜任工作，最终还是下了决心来学，不管工作有多忙，他每天都坚持看报，跟踪研究形势，尽可能挤时间，阅读关于德国及其同欧洲国家关系的藏书。王殊逐渐摆脱了又聋又哑的状态，开始看报，听电话，看电视和做一般性谈话。 度过了初来乍到的“困难期”，工作打开局面后，除了顺利完成日常报道以外，王殊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总社和外交部交给他的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苏联的战略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另外一个是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包括建交的可能性。 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从而引发了国内外对前苏联是战略东移还是声东击西的讨论。王殊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美苏两霸争夺激烈，战略重点在欧洲，前苏联战略是向西，不可能向东。 关于中德关系，当时国内政坛对此似有很深的偏见，认为二战以后，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仍占联邦德国的主导地位。而王殊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在与国际各界人士交换看法之后，他才作出客观分析，认为首先要实事求是看待西德，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不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战后，西德经济发展很快，也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我主张我国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我把这个想法多次报告了国内，请有关方面考虑。”他的关于德国政局和中德关系的调研报告受到了外交部的内部通报表扬，周恩来和毛泽东看了王殊的报告后认为很有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