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在谈到自己当记者的经验时，王殊认真地说：我的每一次成功，都与深入调查研究密不可分。一个好的记者，要把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基本功，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必须保持谦虚、谨慎、客观的态度，不能有任何框框和先入之见，不能有主观性和想当然。这样就能得出较为客观实际的，甚至是有创见性的结论和建议。 身负国家使命“穿针引线”亲历中德建交 无论是就政治还是就经济来说，德国都是当今世界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近年来，德国一直谋求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中国与德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也越加密切，２００１年中德的双边贸易额已达２３５．３亿美元，德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中国市场最大的欧洲投资国。 提到中德关系，就不能不提到王殊，他是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谈判的全权代表。早在新华社驻波恩分社工作期间，王殊就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中德关系的研究。可以说，他参与了中德建交的前前后后。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西欧地区，中国只同法国、瑞士有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有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即使在这些国家，由于中国外交官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外交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中国与德国双边关系一直很冷淡，没有什么交往。“来往不多，误解不少”，长期以来，中国与苏联东欧一样，一直把西德看成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从１９６３年开始，西德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试探。１９６４年１月，中国与法国的建交大大地刺激了西德当局。同年５月，中德（西）两国驻瑞士使馆外交官首次在伯尔尼举行秘密会谈，但却被西德媒体曝光。西德当局随即对会谈行为予以否认，令中方感到不快。同年７月，西德再次提出谈判，并以保密为由改变谈判地点，中方对此反应冷淡，但同意双方１９６５年在伦敦会谈，但也是无果而终。 １９６７年３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讨论让中国加入该机构一事，西德一改过去的反对立场，投了弃权票，显示出希望改善关系的迹象。１９６９年，中苏珍宝岛开战，引起西德一片议论，王殊那时来到波恩工作，他在调研中发现西德主流观点普遍认为，苏联对付的重点仍在欧洲而非中国。１９６９年９月，西德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民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同自民党组成以社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王殊介绍，勃兰特政府上台后推行新东方政策，优先考虑改善同前苏联东欧的关系，把同中国的关系摆在同前苏联东欧关系之后。在野的联盟党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以此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１９７１年中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特别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北京。事后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访华。这在西方引起了很大反响。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关心的是发展同两个世界经济大国西德和日本的关系。此时，西德执政党在为自己先苏后华政策辩护的同时，表示要加强同中国的接触以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反对党则要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王殊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提出，如果能邀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将对政府产生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１９７２年元旦后几天，联邦政府新闻局的研究室负责人哈勒邀王殊到他家里吃饭，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勃鲁纳也来了，王殊同他早就认识。勃鲁纳在晚饭过后和王殊单独谈了一会，主要是向中方建议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或别的任何地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王殊表示将把他的想法尽快转告国内有关方面。 很快，王殊注意到，原联邦政府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时任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施罗德曾两次对记者谈到，希望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１９７２年１月底，王殊在罗马尼亚驻西德大使馆的招待会上遇到了施罗德，问到他对与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有何具体想法。“当时，施罗德想了一下，然后说这里人多，谈话不太方便，过些天他将电话约我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２月２１日，王殊应约来到施罗德的办公室。 与施罗德近距离接触后，王殊感到他身上集中了老一代德国外交家的特点，态度严肃，说话谨慎，用词也注意分寸。“本来，他知道我关心的是他是否能去中国访问，何时可去。可是，他担心先说出来却受到中方的冷遇，对他来说有损脸面。所以一直不肯先说出这个愿望来。”因此，王殊不得不像个记者那样，提了一大堆有关德国和欧洲局势的问题，同施罗德谈了两个多小时。末了，王殊只能直截了当地问到访华的问题。施罗德这才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前去访问。王殊回到办公室后才知道，就在当天基民盟的主席团正式作出了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王殊对施罗德慎重严谨的外交作风更有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