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在同施罗德接触后，王殊不失时机地向国内建议，邀请施罗德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这样既可对政府造成一定压力，促进政府发展同中国关系，又不至于过分得罪政府。过了一些天，王殊接到外交部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访问中国。后来，王殊听说，这个决定是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施罗德访华的消息一经传出，王殊接到许多记者的电话及信件，都是要求陪同施罗德一起访华。“国内原来准备接待十个记者，我不得不一再同国内商量，最后增加到３０人。”王殊说，从此分社在波恩的影响和地位大大提高，“很多记者前来采访拍电视，不少政界人士和经济界人士也到分社来拜访或者打电话来邀请吃饭和参观他们的企业”。 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４日到７月２８日，施罗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这是联邦德国第一位政界领导人访问中国，打开了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大门。当时与施罗德同行的只有他的夫人和一位秘书，王殊记得施罗德曾告诉他说，议会对各项开支管理很严，他作为委员会主席可带夫人和一个秘书，其他人员必须自费，一般议员如果带夫人都要自费。 抵达北京当天，施罗德同外交部副部长兼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等进行了会谈，他首先表示他不能代表政府，但愿意为推动两国建交作出努力。在第二次会谈时，施罗德提出希望与乔冠华同志单独会谈。他在单独会谈中说，他来北京前曾同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讨论过两国建交的问题，他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都欢迎两国建交。谢尔外长表示毫无保留地欢迎建交，谢尔的设想是两国举行谈判就建交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再应邀到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勃兰特总理的设想是，在施罗德访华后中国通过驻欧洲的某个使馆向联邦德国表示愿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 周恩来每天晚上听取乔冠华有关会谈的汇报。周恩来认为，从施罗德的谈话看来，估计西德政府是愿意同我国建交的，虽然总理和外长的设想有些不同，因此在第三次会谈中应进入实质性商谈，推动两国建交的进程。果然如周恩来所料，施罗德在这次会谈中说，他的想法是两国建交的时机很好，应尽快举行谈判，争取在当年１１月份西德大选之前达成协议，届时如谢尔所设想的那样，邀请他访华签署建交公报。为此，施罗德建议由他和乔冠华副外长就建交问题达成内部谅解，以便他回国后报告政府。他拿出由西德外交部起草的内部谅解方案，请中方考虑。乔冠华看后认为与我方看法基本相符，因此经过商谈作了少许修改后就同施罗德在７月２０日上午一起签了字。内部谅解表示两国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并拟通过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中方还托施罗德转告谢尔外长，如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欢迎他早日访华，并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２０日下午和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两次会见了施罗德，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周恩来在会客厅门口同施罗德握手时特意用德文说“欢迎你”。那些天北京久旱不雨，在接见之前刚刚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所以在施罗德对周恩来的会见表示感谢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也感谢你带来了及时好雨。”一语双关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第二天成了几乎所有西德媒体的大字标题。施罗德对这次访问一直很满意，印象也深。后来，施罗德多次同王殊谈到对周恩来的“难忘的印象”。他说，“周总理对国际局势观察的深入，判断的敏捷，在国际上是人所共知的，而我对他的富有人情味，使客人无拘无束地展开充分的讨论，更难以忘记。我做外交工作多年，接触过不少苏联领导人，他们的呆板、生硬，令人生厌。在西方政治家中，难以打交道的人也有不少。”此行也使施罗德对中国的发展及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联邦德国应同中国尽早建立外交关系”。
施罗德回国后的当天就乘专机向正在奥地利休假的谢尔外长汇报情况。施罗德访华后，自民党副主席、内政部长根舍通过驻波恩分社转告中国政府，联邦德国政府以极大兴趣注意到了施罗德在中国的访问，更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改善两国关系的兴趣，并提出如中国方面能够正式邀请谢尔访问中国，将对促进两国建交是非常有益的。周恩来对根舍的这个信号十分重视，他告诉王殊马上与根舍、谢尔接触，将中方态度转告对方。 ８月１０日，谢尔在外交部接见了王殊。王殊告诉谢尔自己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他表示中方有早日与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愿望，并且愿邀请他访华，正式签署建交公报。谢尔希望尽快确定具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接受中国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到北京正式签署建交公报的邀请。王殊向他提交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格式，请他考虑。几天后，中德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令王殊没有想到的是他被国内任命为谈判全权代表。德方任命政治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驻民主德国使馆和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也调来一些外交官协助王殊的工作，并且架设了电台，“波恩分社一下子住得满满的，这是建社以来的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