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中国与西德都很重视两国的关系，不久都派出了老资格的大使，中方是王雨田大使，德方为保尔斯大使。王殊说：“王雨田大使曾担任过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好几个国家的大使，外交工作经验很丰富，而且还担任过我国驻民主德国的参赞多年，对德国问题也很熟悉。”王雨田大使到任后对王殊熟悉内外工作给了很大的帮助，“但是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曾多次紧急入院治疗，在１９７４年６月回国休养，非常不幸，三年多后他就去世了”。 王雨田大使患病回国后，王殊根据惯例担任了临时代办主持使馆的工作。７月初，王殊被外交部紧急召回，王殊原以为回去是陪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莱茵兰—法耳茨州州长科尔原定在９月初的对华访问，但他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国内外都规定一般只有在总统、总理和外长访问时大使或代办才回国陪同的”。到北京后王殊才知道，中共中央已批准他为驻联邦德国的大使，接替王雨田大使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责任太大，一是我还不到５０岁，当时外交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大使，我成了年纪最轻的大使；二是我以前没有在部内工作过一天，缺乏外交工作的经验，部内人才济济，也难以服众，做好工作。”王雨田大使多次找王殊谈话，说既然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不能更改，并告诉他只要保持谦虚谨慎，注意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随时向国内多请示报告，事情就可以办好。王雨田大使和外交部对自己这么信任，王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 王殊在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７日在波恩向时任联邦德国总统谢尔呈递了国书。当时正在“文革”期间，王殊的任命和国书都是不合乎常规的，“按照国内规定，大使的任命在中共中央同意后，外交部应报请全国人大任命并公告见报。而且按照国际常规，国书应由元首签署”。但是，全国人大在“文革”开始后已被“砸烂”，而刘少奇主席也已被“打倒”，只能由周恩来代签了。
呈递国书当天上午，按照德方外交部礼宾司的安排，有三个大使呈递国书，王殊排在第二个。由于当时总统府正在全面整修，总统在旁边的一座小楼里办公，因此只能在小楼的会客室里举行仪式，总统府门口的场地上堆满了建筑材料，仪仗队也没有地方可站不能不取消。按德方礼宾规定，王殊可以带６个外交官参加呈递国书仪式，穿礼服或民族服装均可，由于王殊原来是使馆的政务参赞，新的政务参赞还没有来到，他便按官阶选择了武官、商务参赞和４个一、二等秘书，并且都穿黑色制服。总统府小楼的会客室很小，王殊率领６名外交官走进去后排成了３排，占了会客室的一大半，再加上总统府和外交部的官员，小会客室就挤得满满的了。王殊还记得，当谢尔总统在礼宾司长的陪同下从办公室走出来，就只能站在靠窗的墙角里。谢尔总统的前任海涅曼总统一直主张礼宾从简，取消了在呈递国书时大使致颂辞和总统致答辞的规定。“过去在外交上有互相致辞的惯例，新大使呈递国书之前双方要交换致辞的文本。近些年来，许多国家都已取消了互相致辞的做法，我国也是一样。”所以王殊和谢尔简短地就大使到任说了几句合乎外交礼仪的“客气话”便完成了呈递国书仪式。 回到使馆后，使馆办公室就忙着把已经准备好的外交照会发给各外交使团，通知新任大使已呈递国书，并且开始办公。“发外交照会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事，在波恩有１００多个外交使团，绝大多数同我国有外交关系，都是要发的，还有少数没有外交关系，发给谁不发给谁，都要事先请示好国内。”而且，由于联邦德国是天主教国家，外交使团的团长固定由梵蒂冈的大使担任，中国同梵蒂冈没有外交关系，但同使团团长是要有来往的，因此使馆的照会是把他作为使团的团长，而不是作为大使发的。第二天很多报纸登载了王殊呈递国书的消息，并且用了“从记者到大使”的大字标题。一个驻外记者出身的外交官，在外交领域工作一年多时间就成为大使，而且是在同一个国家里从参赞直接升任大使，这种现象在国际上少见，王殊也是中国第二个在同一个驻在国由参赞升任大使的外交官。因此，他在联邦德国政界、外交界、工商界和舆论界中成了新闻人物。 王殊担任大使以后，除了大量的礼节拜会之外，一项重要工作是安排基督教联盟副主席、莱茵兰—法耳茨州长科尔、施密特总理和反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的访华。 施特劳斯在过去联盟党政府中长期担任内政、财政、国防部长的职务，对国内外问题很熟悉，富有外交经验，一直被认为是西德政治中最右翼的代表。因此，他既是国内党派斗争中常常引起争论的人物，也是一些新闻媒体特别是苏联、东欧新闻媒体抨击和谩骂的对像，在国内外报刊上时常可以看到他的漫画。可是，他不论是在讲话中还是在文章中都说自己是欧洲派，是对苏强硬派，也反对美国称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