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与施特劳斯相处多年，王殊觉得施特劳斯工作比较实际，不讲空话。在与王殊会面时，施特劳斯有时向王殊介绍一些企业家或参观他们的企业，有时提出一些加强两国经贸和科技合作的想法，包括一些具体的项目。“我们一些驻外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过去对做经济外交认识很差，甚至还嘲笑人家做‘掮客生意’”，王殊说，现在大家都已明白，研究经济形势，做好经济外交，是所有外交外事工作人员的重大任务，而且做好这个工作并不容易，要成为内行更难，还要做更多的努力才行。 １９６５年５月，施特劳斯经退休外交官向中国驻瑞士使馆表示过希望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而且表示他可以作为一个旅游者自费访问。施特劳斯是提出访华的第一个西德政界领导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但当时两国还处于冷淡的状态，而且他是一个著名的右翼人物，访问的条件还不成熟，都没有给以答复。在１９６９年大选中联盟党失利成为反对党后，施特劳斯除了经过商人再次向中国驻外使馆提出访华要求外，先是经记者后来又经党团外事秘书约见那时在波恩担任记者的王殊提出了同样的愿望，前后一共有５次之多。当时正是“文革”期间，一般人对邀请这样一个右翼人物到北京来是想都不敢想的，国内几经研究，考虑到他是一个有名的右翼人物，而且刚去了台湾，没有给他答复。１９７２年，王殊回北京时就施特劳斯访华意向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几天后，毛泽东接见王殊时说，施特劳斯可以来，还说“我不怕右派，我可以同他谈，尼克松来，就是我同他谈的，谈得不错。” 两国建交后，施特劳斯向王雨田大使提出了访问要求。不久，外交部同意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他访华两周。他原先提出在１９７４年８月底或９月中，但外交学会已邀请基督教联盟副主席、莱茵兰—法耳茨州长科尔在９月初访问。施特劳斯便于１９７５年１月来中国访问，果然得到毛泽东的接见。 那时的科尔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年轻的政治明星。王殊最早认识科尔，还是到波恩当记者的第二年秋末，莱茵兰—法耳茨州举行的葡萄酒节酒会上。王殊记得那时的科尔显得很年轻，身材高大魁梧，头发又多又黑，性格温和，言谈朴实，没有一些德国官员常有的高傲的神情。一年后，科尔邀请王殊参加了他的州首府美因茨举行的葡萄酒节，宴会上，科尔向王殊提出希望同中国的一个省结成友好省市，并且表示将来有机会访华。１９７３年初，王殊正担任临时代办，莱茵兰—法耳茨州驻波恩代表默迪斯到使馆来告诉他说科尔有可能担任基民盟主席，成为新的全国性政治家；他拟在近期内出访一些重要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以便结识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为此，科尔想邀请王殊到美因茨去谈谈访华的一些想法。于是，王殊在４月份拜访了科尔。外交部接到王殊的报告后同意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科尔在１９７４年９月初访华４—７天。
科尔访华时，王殊正好也在北京，就陪同他一起访问。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接见了科尔。王殊记得在会见时科尔口气很大地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反对党今后成了执政党都将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科尔访问回国后不几个月，就担任了基民盟的主席。“他在党内属中间偏右的温和派，为人谨慎厚道，善于同各方面合作和协调，这可能成了他在政途中发展较快的原因。”由于自民党倒戈，科尔在１９８２年接替施密特担任了总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成了超过第一任总理阿登纳的任期最长的联邦总理。 施密特总理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２日期间对中国进行访问，他是联邦德国第一个来访的总理，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施密特访华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接见了他，尤其是毛泽东的接见更是完成了施密特此行最大的一件心事。１０月３１日，施密特游览了长城。施密特爬上长城的烽火台后问身边的人施特劳斯爬到了什么高度。得知施特劳斯到了最高处，施密特不顾自己患过甲状腺亢进，又有支气管炎的身体状态，奋力爬到了长城的最高点。他笑着说，“我只会比他高，绝不会比他低。”他还开玩笑说，“我在长城上怎么也找不到施特劳斯先生的脚印。”在烽火台的雉堞之间，施密特用望远镜瞭望塞外的绿色风光，又回过头来对记者说，“我在望远镜里怎么也看不到科尔先生，看到的却是一片中国的大白菜（科尔在德文中的意思是白菜）。”德国记者对这些话做了大量的报道，德国报刊和电视台用大字标题说，“联邦德国大选的竞选活动已在中国的长城上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