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在安排驻在国领导人的来华访问时，王殊深感这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考虑在朝和在野之间、政党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保持各方面平衡和协调，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甚至不快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访问日期确定以后，对访问的日程、礼宾的待遇、会谈的安排、接见的规格和参观的项目等，更要考虑周到和反复协调，一点也不能疏忽和马虎。
在西德不知不觉工作了７年，王殊在波恩结识了各界很多的朋友。１９７６年，王殊奉调回国，很多朋友听说王殊即将离任，纷纷来电话和来信要为他举行宴会和招待会。 外交部长根舍为王殊举行了告别午宴，邀请了很多外交部的老朋友作陪，同王殊一起进行建交谈判的政治司长史塔登虽已退休，也从外地前来参加。根舍在宴会开始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王殊对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所做出的成绩。老朋友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也派小飞机来把王殊夫妇从波恩接到了慕尼黑，为他举行了两次宴会。一次是家庭式的，施特劳斯夫人下厨，小女儿做服务员，大家共叙多年来愉快的往事和友情；另一次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大宾馆里，邀请了不少的企业家和基金会负责人作陪，他们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合作，有的计划访华，有的希望同中国同行建立联系。 在波恩工作７年里，王殊也认识了不少企业界和银行界的负责人，并且得到了他们很多的帮助。王殊更是不能忘记初来波恩时，新闻界朋友们对自己工作上的许多帮助，使他能够在短期内熟悉德国各方面的情况，从而对德国国内和欧洲的一些问题做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和估计。在离任前最后几天里，王殊分别拜会了谢尔总统、施密特总理、基民盟主席科尔和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在向施密特告别时，施密特问王殊在德国住了７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王殊说工作认真、遵守纪律的德国人民和香醇浓郁、清爽可口的葡萄酒。他发自内心的这一真诚回答激起双方愉快的笑声，他也在这笑声中结束了在德国的使命。 周恩来策划他“出名”转入外交界 在开国伟人中，周恩来是王殊交往最多、最为熟悉的一位伟人。无论王殊是做记者或是当外交官，他都曾亲身领受周恩来的指导。甚至可以说，周恩来对王殊的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 早在参与报道朝鲜停战谈判那些紧张战斗的日子里，王殊就曾亲身感受周恩来对新闻报道的重视和关怀。王殊说，那时差不多每天早晨上班时，都可以看到总理秘书用电话传到总社值班室的总理有关宣传报道的指示，送回来的总理批改过的稿件。王殊回忆：“有好几次，总理感到时间很紧怕秘书说不清，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编辑组来了，交待我们要写什么，何时送到。”王殊说，每次看到总理审批的稿件时大家都非常感动———“他不仅在方针政策上作了细致的和反复的推敲和修改，在文字上也作了相应的润色和修饰，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在有些稿件上还写了简短的批语，要我们注意什么，研究什么，有时看得高兴，还在稿件批示说，‘很好，再来一篇。’”由于国内各地报纸不断来电话催问，王殊他们也常常打电话给总理秘书了解稿件是否已经审批，何时可以审批。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到２４日万隆亚非会议举行，新华社在亚非会议之前就在国际部成立了临时报道组，王殊参加了临时报道组。虽然没有到现场去，但通过报道他也经历了这一场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的令人难忘的斗争。 会议开幕之前的４月１１日下午，王殊和同事们正在办公室里，突然传来了西方通讯社的消息，说一架由中方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在沙捞越附近的海面上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乘客可能全部遇难，可能还有周恩来总理在内。这个不幸的消息像霹雳一样使所有在场人都惊呆了，不少人还流下了眼泪。不一会，又传来消息说周总理不在机上，但机上有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１１人，包括新华社３位记者。 不久，情况判明飞机失事完全是蒋帮特务机关为了破坏会议的召开而蓄意制造的谋杀事件。会议已经临近，王殊和同事们一面紧张地为会议的报道做好准备，另一面又时时地为周总理的安全担心。他们得知周总理的专机已于４月１７日从昆明起飞经仰光去举行会议的万隆以后，时时刻刻守候在电传机旁边，等候周总理到达万隆的消息。当天晚上终于等到了西方通讯社发出的第一条周恩来到达的消息，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万隆会议在４月２４日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发表了欢呼和支持亚非地区和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共同宣言，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后，周恩来又应印尼总理的邀请访问了印尼，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这半个月的日子里，王殊感觉整个报道组始终同周总理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在一起，为他和代表团在会议上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也为他和代表团的安全感到担心。当收到周总理和代表团的专机从雅加达抵达昆明的消息时，大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立刻把这条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发到了全国和全世界去，让成千上万怀着同样心情的读者，一起庆祝会议的最后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