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刚果１９６０年６月独立后不久即遭遇军事政变，１９６１年７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１个６人先遣组赴刚果的斯坦利维尔工作，王殊是这个组临时支部的３个委员之一。这次远行责任重大，也有风险，在临走前一天下午，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王殊等３名临时支部委员，陈毅、廖承志和黄镇都在座。周恩来嘱咐说，刚果的局势很紧张混乱，也很复杂多变，你们工作上要谨慎，安全上也要注意，切不可大意。他提醒大家，要有做俘虏回不来的准备。王殊记得，周恩来深情地谈到毛主席在志愿军总部请示把毛岸英烈士的遗体送回国内安葬的电报上写的两句话：“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此外，周恩来详细地问了大家工作上和生活上准备的情况，甚至连带了多少钱，多少药品也问到了。当支部成员之一的张彤说到外交部给的钱很多，一人缝了一条布带子把钱束在腰上冲散了也没有关系，周恩来总理听到这里笑起来了，说准备得不错。王殊知道在周恩来那儿吃饭都要交粮票，可那次吃过夜餐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这次是远征，不必交粮票了。“一直谈到深夜，周总理还担心有些具体问题可能没有谈到或没有谈够，请陈毅、廖承志和黄镇再到外事办公室同我们细谈”，回想起周总理细至入微的工作作风，王殊连连感叹。 到波恩分社工作后，王殊促成了施罗德访华一事。就在施罗德到北京访问几天后，王殊接到新华社发来的急电要他马上回北京。７月２１日晚，王殊赶到北京时，才知道是周总理指示新华社打电报让他尽快回京参加接待工作。第二天下午，王殊得到通知，晚上７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他。 王殊比规定的时间早了一些走进东大厅，里面还没有人，灯也没有全开。他坐在藤椅上，心里有些激动，“过去几次见过周总理，‘文革’以后，除了电影、电视以外，还没有见过他”。不多一会儿，王殊看到，周总理一个人走进了东大厅。“他显得比过去苍老多了，两鬓的白发也增加了不少。”可是，周恩来目光仍炯炯有神，看了王殊一会儿，问了名字后，看王殊穿着旧布制服和布鞋，就问他在波恩穿什么衣服。王殊说在波恩都穿西服，回来后换掉了。周恩来说，为什么不穿给我们看看呢？还是可以穿的，为什么不能穿呢？王殊解释，“文革”开始以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女同志的旗袍、裙子和男同志的西服被剪掉，驻外人员穿了布制服去参加宴会和招待会，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闹了很多的笑话。王殊感到，周总理这些话，可能是针对“文革”以后穿着一片黄色和一片灰色的情况说的，也可能是以为他同很多驻外人员一样，穿了布制服、布鞋去参加对外活动。周恩来又问王殊多大年龄，在什么学校读的书，读什么系，在新华社工作了几年，什么时候去波恩的等。 周恩来又对王殊说起会见施罗德的印象，他说，“前天我会见了施罗德，谈得不错，他说要真和平，真安全，谈得很好。”紧接着，他便开始了对王殊的“考试”，问联邦德国有多少人口，面积多大，有几个州，首府叫什么，等等，王殊都答上来了。当问到西德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情况及西德科学方面的情况时，王殊有些答得上来，有些就答不上来了。 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要王殊谈谈西德局势和两国关系，欧洲局势和苏联战略的问题，王殊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表示，他和毛主席都看过王殊写的一些报告和报道，认为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深摸透了。周恩来赞扬王殊的工作做得不错，令王殊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然后，周恩来又问了王殊有关欧共体最近一些会议的情况。当王殊表示这方面没有注意研究，答不上来时，周恩来说，记者都喜欢跑热门新闻，可是那些当前并不热门但今后可能成为重要的或热门的问题，也要注意研究，既要深入又要广泛。
考虑到王殊是记者身份，今后要同西德的政界和经济界高层人士打交道可能不方便，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礼宾司安排王殊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指出名字见报，排在重要地位，让王殊“出出名”。当时重大的活动只有李先念副总理宴请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一项，虽然这次活动同德国和欧洲不是太直接，但周恩来考虑后说先参加了再说，以后有重要活动都让王殊参加。这次谈话到凌晨一时多才结束，王殊对周恩来在工作上的周到细致印象非常深刻。以后几天里，为了让王殊熟悉一些外交上的问题，周恩来点名要王殊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和他家里召集的讨论外交事务的会议。 两天后，王殊参加了李先念为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一行举行的晚宴，第二天报纸上把王殊的名字排在显著的位置，好多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就来问王殊，你怎么管起日本的事情来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王殊又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字排在部长助理章文晋同志的前面。章文晋是老外交家，王殊对自己排在他前面表示惭愧，可章文晋笑笑说没有关系。至于联邦德国外交部是否能看到这样的名单，王殊也不清楚，但后来他在汉堡的一位汉学家的文章中看到提到了这件事。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中德两国建交后，周恩来点名调王殊到外交部工作，担任了驻联邦德国使馆的参赞，而后又担任了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