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在中国，年纪大一些的人可能对“土豆烧牛肉”这个菜名有特殊记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当时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一次访问匈牙利时，在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了。而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翻译们在翻译赫鲁晓夫这个讲话时，被“古拉希”这个词难住了。如果直译为“古拉希”，中国读者不知是何物，而在后面加上括号注解又嫌太长。当时，王殊任驻撒哈拉以南非洲加纳的记者，刚好回国参加西亚非洲记者会议。晚饭后正同几个记者闲谈时，两位编辑走过来和他们斟酌究竟怎样译法为好。有几个记者知道这个词，也吃过这道菜，说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罢了。《参考消息》每天出版很紧迫，后来几个编辑商量决定译为“土豆烧牛肉”。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取悦匈牙利人的玩笑之词，在中苏思想论战十分激烈的时候，被不少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嘲笑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王殊说：“现在看来，这个译法不太确切，没有表达出这道菜在匈牙利饭菜中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因而后来引起了不少的误解。” 那时的王殊同许多人一样，在很长时间内弄不清“土豆烧牛肉”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年以后，他被派往一战之前曾是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任大使，并且访问了匈牙利才完全弄清楚。“古拉希”是匈牙利饭菜中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家常名菜。即把牛肉、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用小陶罐子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米饭上，很好吃。除了牛肉外，还可以用猪肉、鸡肉、羊肉来做。在欧洲的饭店里，特别是高速公路两边休息站的快餐店里，大多有“古拉希”这道菜。匈牙利饭菜在欧洲很有名，欧洲人常用“古拉希”来称赞匈牙利饭菜，就像用“北京烤鸭”来称赞中国饭菜一样。王殊应邀访问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时，在不少匈牙利朋友的家里尝到了正宗的“古拉希”，并且听到了朋友们的介绍，才明白了“古拉希”的来历。以后只要吃这道菜时，他常会想起过去“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故事来。 １９８６年初，王殊从奥地利离任回国，由于已过了花甲，就退出了外交的第一线。他在维也纳工作了近六年，这个美丽动人又时常云诡风谲的城市给了他许多难忘回忆。 写一部反映外交官生活的作品是他晚年的任务 结束驻外使命回国后，王殊担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从而开始了学者的生话。他到研究所以后不久，中国参加了亚太合作会议，这是一个由学者、工商业者和研究人员三方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参加的有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台湾是作为地区参加的。参加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合作委员会，一般都设在本地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里，因此中国的合作委员会设在王殊主持的研究所。会长是曾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外交家、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员宦乡同志，王殊是多位副会长中的一位。
在担任多年驻外记者和驻外大使时，王殊曾到过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四大洲，唯独没有去过大洋洲。而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同西欧和北美的关系，王殊认为自己今后到大洋洲的机会可能很少甚至没有了。没想到过了两年多，正好由新西兰担任了亚太合作会议的轮值国，因此王殊有机会去了三次新西兰参加会议，当时去新西兰一般都经过澳大利亚或日本，他又去过两次澳大利亚。 王殊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问及他多年来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时，他认为记者工作与外交工作虽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力开展对外活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要把这些得来的材料和印象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反复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提出有研究价值的看法。”他从不为别人的论点提供论据，不囿于一些框框和条条，而是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坦率地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那些文风不正、善于溜须拍马的人他总是不屑一顾。 在长期记者和外交官生活中，王殊非常重视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他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人格的魅力，吸引了许多人。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有政府总理、总统、外长等政府部门官员，也有许多小人物。王殊当了大使后，仍同原来当记者时结交的老朋友保持联系。１９７３年他认识的一位阿尔卑斯山的老石匠，近３０年来每年春天都给他寄来一封信，并附有一张贴满了山区新绿的嫩叶和鲜艳的花瓣的硬纸片。多年后，只要王殊去德国，总是抽出一些时间去看望这位已住在养老院的老人。 王殊退休后仍身兼数职，他是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德友协会长，还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常举办国际问题讲座。现在还任世界发展研究所的名誉所长。针对现在“学好了外文就可以做外交工作”的说法，王殊表示，“外文诚然很重要，但学好外文并不等于就会做外交工作，或能够做好外交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要认真和不倦地学习，其中之一是要学好中文。而且中文和外文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中文不好，连一篇通顺的中文都写不好，就很难真正学好外文”。他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很多老外交官的回忆录里都谈到了这样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