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经过第一阶段５轮、６轮商谈，一直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１９８２年９月和撒切尔夫人讲的，为期两年。到了１９８３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还没有解决。”周南说，此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 １９８３年３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说：“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也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比过去的态度总算是有所变化了。中方立即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１９９７年之后的安排和１９９７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还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１９９７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一天中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专门约时任中国外交部主管西欧工作的部长助理周南到他的官邸共进午餐。周南心想：英国佬可能找我有事谈。果然，吃过饭喝咖啡的时候，柯利达就讲：“我非常着急，正式会谈的议程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你们中方提出的有关‘香港主权的移交’议程英方是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我们不能接受。如果用这种表达方式，就等于说我们英方还没有谈判就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但实际上移交不移交只能是谈判的结果而不能是谈判的开始。我建议把冠词‘ｔｈｅ’改为‘ａ’，就是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周南一听，便感觉不行，用“ａ”就很不确定了。 怎么办？周南想了想，说：“在写英文时名词前面可以加冠词，也可以不加冠词，是不是既不要‘ｔｈｅ’，也不要‘ａ’，就叫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柯利达顿了一下，说：“文法上是可以的。”随即他与助手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周南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吧，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 接受采访时，周南顺手抚摸着小宠物狗的皮毛，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我记得第２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太好，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因此他建议改成‘恢复行使主权’，这样更科学。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开始小平同志讲话还是‘主权的回归’或‘主权的移交’，后来都改成‘恢复行使主权’。” 之后，周南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１９９７年后的安排，再谈１９９７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７月１２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１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３号举行。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我参与了谈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但是没有参加正式代表团。” “舌战”有时不分台上或台下 １９８４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１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中英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第八轮会谈。此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易人，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接替姚广出任代表团团长；英方由四个月前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柯利达出任代表团团长。
接替柯利达的英国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文思是一个“中国通”，曾担任过英国驻华代办处政务参赞。周南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１２年，英语流利，外交经验丰富，词赋知识深厚，常有佳句妙联脱口而出。这些经历、功底以至爱好，造就了周南独特的谈判风格，使他的对手既佩服又发怵。周南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中英香港问题从第八轮到第２２轮的谈判，并且参与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作为一个亲历者，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其实真正的首席谈判代表，不是别人，应是小平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