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２月２２日、２３日，进行第九轮会谈；３月１６日、１７日，进行第十轮会谈；３月２６日、２７日，进行第１１轮会谈；４月１１日、１２日，进行第１２轮会谈。 周南是营造谈判氛围的高手，海阔天空，纵横千年，看似无心闲聊，实是有意发挥。第１２轮会谈开始之前，周南与伊文思以各自首都的花季足足侃了５分钟：“北京的桃花开得最早，树叶还没有长出来，粉白色的桃花就挂满了枝头。还有白色的桃花，远远望去，就好像一树白雪。”周南在北京生活多年，自然倍知京城风情地理。“我在伦敦时，特别喜欢观赏黄水仙花，它比桃花开得还早，冬季就能开花。花开时就像撑开了一把小阳伞。”伊文思不甘示弱，似乎是在与周南较劲。不错，谁不说俺家乡好。外交家“舌战”有时是不分台上或台下的。“水仙虽然耐寒，但毕竟只能生长在室内，不像桃花，能在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中开放。”水仙比不过桃花，伊文思只好“鸣金收兵”，他对周南的评说颔首表示赞同。 每次会谈一般是英方提交一至两份文件，然后用半小时至５０分钟阐释文件的内容和含义，接下来是翻译。英方讲完后，周南对英国代表的建议作出评论，或者接着上次会议的文件发表意见。会谈第二天临近结束时，双方议定下次会谈的日期。 第十轮会谈之后，全班人马突然从北京台基厂所在的外交部宾馆迁到钓鱼台国宾馆２号楼。有人传说此行动意味着会谈格调升高，其实只为工作便利。显而易见的是，谈判已处在关键而敏感的时刻。 在这几轮会谈中，英方的基本策略是：在承认“九七”后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争取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和特殊利益的“保留”，尽可能地争取“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的保留。这几轮会谈中，英方前前后后向中国方面提交了１４份工作文件，内容包括：香港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对外经济关系、货币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与教育、个人权利、公务员制度、防务与治安、宪制安排和政府结构、航运、国籍和旅行证件、土地契约等。所有的工作文件的格式都一样：一开始是“中国建议”，引一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的文字；第二步是“含义”，即英方的理解和主张。这些文件表面上是告诉中方香港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希望中方在重新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文案时考虑到有关情况。文件的重点不仅是如何维持香港的现状，而是如何在中国收回主权和治权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变动。因此，尽管进入１９８４年以后中英会谈的基调是合作，但英方通过上述提交工作文件的方式，提出许多企图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影响和使香港脱离北京政府领导，甚至使香港成为某种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的建议。 对此，以周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的灵活处置：对于英方提出的建议，凡符合或基本上符合“十二条”精神的，就予以肯定或基本肯定；凡违背“十二条”精神的，尤其违背主权原则的，就坚决驳回；凡属于应由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决定或必须在达成协议后在过渡期中由中英双方继续探讨解决的细节问题，先挂起来或只作原则的规定，留待以后解决。 在１９９７年后香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上，双方代表发生了争论。中国的立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在中央政府直辖下实行高度自治。而英国则想把“直辖中央政府”几个字删去，把“高度自治”改成“最大程度自治权”。 周南回忆说，争取１９９７年后香港的“最大程度的自治”，是英国深谋远虑的一招，旨在尽可能保持英国对香港的长远影响，只不过借助最大程度的自治，即借助特区政府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这个间接形式，以削弱乃至割断中央与香港的联系，使回归后的香港实际上变成某种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招数都被小平同志一一识破，并加以批驳。小平同志指示我们：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于是，中方代表坚决地拒绝了“最大程度自治”之类的要求。英方无奈，只得退缩回去。
在谈判中，中国代表提出各国政府可以在未来的香港设领事馆，甚至总领事馆。然而英方代表在一次会议上竟提出，别国在香港设领事馆，我们英国在香港可以设高级专员公署。对此，周南问伊文思：“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才派这种公署，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要把１９９７年后的香港变成英联邦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吗？你能找到任何例子说明在任何非英联邦国家里英国设高级专员公署吗？”伊文思回答说：“也有，比如在某些国家设商务专员公署。”周南针锋相对地戳穿英方的底细：“你这又胡扯了！商务专员是商务处商务专员，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最后，伊文思讲不出能说服人的道理，只好理亏地放弃这个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