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四运动以后，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四川文学家吴虞跑到北大教书。那时候北大的教职工宿舍比较紧张，很多教授住在校外，有的买房，有的租房，吴虞是跟同事拼租，俩人住一间，每月房租才一块大洋。 过了一段时间，吴虞嫌俩人租一间房太挤，搬了家，换租一座小型四合院，每月房租六块大洋。六块大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笔大钱，吴虞雇的仆人每月工钱才六块大洋，而且还不管饭。可是对吴虞来说却是笔小钱，因为北大开给他的月薪高达二百六十块大洋，他去八大胡同过夜，一晚上就能花掉十二块大洋，还有一回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请胡适、蔡元培、周作人、顾颉刚等人吃饭，一顿饭花了二十五块大洋，跟他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比，六块大洋算什么呢？ 但奇怪的是，吴虞搬了家以后，还是跟人拼租，他自己住正房，让别人住厢房，等于俩人租一座四合院。 再后来，吴虞搬到地安门大街旁边的黄化门胡同，租了一座相当气派的四合院，每月房租三十五块大洋，这回仍然不是一个人独享清净，还是跟人拼租。 拼租当然能省钱，但吴虞图的不是省钱，而是安全。他在日记里写道：“北京多盗，如人少，住僻地大屋，极为危险，偷盗之外，且有谋财害命之事。”意思就是说北京治安不佳，如果一个人租一所大房子的话，很容易被小偷或者强盗光顾，搞不好连小命都丢了，所以最好找人合住，就当给自己壮胆。 除了北京，在上海租房也需要拼租。上海的治安比北京强一些，可是房价和房租都要比北京高出十几倍，花六块大洋能在北京租一座小型四合院，在上海却连十平方米的亭子间都租不来，所以低收入人群大多选择拼租。郁达夫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讲述旧上海的底层生活，小说里的“我”就是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烟厂女工合租一间房的，因为“我”坐吃山空，而烟厂女工扣掉伙食费每月只能挣五块大洋，如果不拼租，光凭一个人的力量肯定租不起那间房。 不过收入稍高的白领在上海也喜欢拼租，他们不是租不起房，而是为了应付房东——上海的房东非常挑剔，租房时一般都要问房客“有家眷没有”，如果没有家眷，那么对不起，请到别处租房去。为什么不租给没有家眷的人呢？因为在上海房东的心目中，单身来沪的外地人都很危险，独身的女人肯定是暗娼，独身的男人肯定是小偷，假如几个彪形大汉在一块儿住,那就一定是关东响马，如果把房子租给这样的人，将来他们东窗事发，免不了连累房东,只有两口子一块儿来租房的才让人放心。 可是去上海打拼的年轻人大多没有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敢带家眷（怕养不起），所以他们也就很难租到房子。为了租房，大家只好拼租，男房客找女房客合住，女房客找男房客合住，这是旧上海的一大奇观。 如果实在不愿意找异性合租，也有变通办法，那就是找人做担保。担保有两种方式，一是出一些钱，让上海店铺做担保；一是通过房地产代理公司租房，由这些公司做担保。 靠担保来租房的现象不只在上海通行，在民国苏州也很常见。现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份民国十二年的租房合同，一个名叫陈金大的外地人去苏州租房，合同上分明写着“央中保人朱阿根”。这个朱阿根是开瓷器店的老板，店老板做保人，房东最放心，万一房客欠租，或者犯了什么罪，自有店铺来赔。 问题是不管找哪个店老板做保，都得付给人家一笔报酬，所以大多数房客还是倾向于找异性合租，冒充两口子糊弄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