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充满“草根智慧”的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近年来不断涌现，如吉林梨树县百信资金互助合作社、河南兰考贺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都引起业内的极大关注。虽然这些互助基金所能带来的效益还十分有限，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资金互助组织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依靠互助基金勤劳致富，过上了好日子。或许它还是星星之火，但燎原之势渐起。
“资金互助组织”的力量还如此微小，微小到还不足以与正规金融相提并论，但它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在论及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时绝不可以忽视它的存在。
近日，记者到安徽省太湖县采访时，又发现了一种新型的资金互助组织形式，在金融专家眼中这个“政府扶贫资金+农民入股资金”的“互助基金共管小组”是个无法界定其身份的“四不象”，但就是这个“四不象”正在改变着当地村民的生活。家门口的“土银行”
“要不是从生产发展互助基金那里借了4000元钱，今年蚕茧收购我肯定赚不了这么多。互助基金帮了我大忙！”面对记者的采访，安徽省太湖县寺前镇塔镇村金湾村民组刘先保高兴地说。因为这笔基金成了他收购蚕茧的流动资金，他一下子就赚了2000多元，本来依据合同，离还款时间还有4个月，他却提前将借款和利息悉数交到了“基金“组长的手中。这是发生在安徽省太湖县寺前镇的真实一幕。
不同于以往，“互助基金共管小组”是一个政府引导下的“草根”金融。 今年4月，安徽省财政厅创新财政扶贫模式,一改过去扶贫资金主要投放于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等，直接扶贫到户，并实行商业化运作，选择太湖、金寨、霍山三个国家级贫困山区县开展“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目前，安徽省财政厅已拨付3个试点县500多万元资金，帮助村民建立“互助基金共管小组”，明确规定资金归全体村民所有，主要用于支持贫困村农户发展生产性项目。太湖县已建立38个“互助基金共管小组”，金寨县建立了27个，霍山县建立了100多个。 这样并不起眼的“共管小组”却有着严密而正规的组织形式。太湖县对试点村民组的选择实行公开招标制。全县15个乡镇各推荐3个村民组参加投标，各个村民组就基金的使用、管理及安全收回等问题制作标书并现场回答“考官”的提问，最终有38个村民组顺利中标。每个村民小组的全体组民再选举产生本组“互助基金共管小组”的5名成员，即一名组长、一名会计、一名出纳、两名监督员。 基金实行“民借、民还、民管、民用”的原则，建立利益共管机制，由村民组全体村民大会民主推选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有管理能力、有奉献精神的5人组成基金共管小组，负责资金的审批、发放、回收和管理。遇到重大问题，全体村民共同讨论解决。 在基金的使用范围上，界定为本村民组内自愿加入的农户，且资金不得平均分摊发放给村民，不得用于抵扣往来款项，不得用于非生产经营性开支，只能用于本组村民生产发展项目，项目的选择不得破坏环境，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土银行”的“洋模式”
村民把互助基金叫做家门口的“土银行”，但这个“土银行”的资金运作模式不但不“土气”还很新颖独特。基金由两个部分构成，即财政从扶贫资金中切块拿出专项扶持资金作为大头，农户再配套少量资金。这样，即扩大基金规模，又加深了农民对互助基金运行的关注程度。每户村民在交纳了一定的入股金后就成为本组互助基金的“股民”，全体“股民”享有对基金管理、使用和监督的权利。
寺前镇塔镇村金湾组在顺利中标后，68户村民中有50户交纳了200元的入股金后成为“股民”，财政部门按每户补助1000元的标准共拨付该村互助基金6.8万元。目前该组互助基金共7.8万元，借给了本组12个农户，其中4户用于养鱼，2户用于蚕茧加工，其余户用于经果林种植，7月中旬经济效益明显的两个农户已提前还款。 村民互助基金的运行并不复杂，他们采取联户担保制度，每户一次借款为1000-5000元，贷款期限一般为3-6个月，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一年，借款户数不得超过交纳基金总户数的49%。贷款利率等于或略低于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水平，由取得借款资格的村民集体讨论决定。利息的60%转作基金，40%用于公益事业和照顾户。至目前，该县共投入互助基金200余万元，其中财政投入203.3万元，农户交纳21.2万元，共有730多户利用基金来发展生产。 这个“土银行”还借鉴了许多农信社的管理经验，评定信用等级就是其中一项。北中镇马嘶村是该县首批信用村，该村新街组独创了基金管理信用等级，根据全组农户信用状况，分成等级，每个等级之间借款额度相差1000元，使村民养成及时还贷习惯和争先荣誉感。曹达乔就是这样，凭着在乡亲中的好人缘，他借得5000元贷款饲养耕牛4头，今年农忙季节通过出租牛力就获得纯收入1500元。他很有信心地告诉记者，眼下还没到还款期，但资金已准备好，他还要筹划买脱粒机。 正规金融机构由银监部门负责监管，“土银行”则有县财政部门强化监督，跟踪问效，对基金管理不善的村民组，通过不追补甚至收回原财政补助资金的手段予以约束。新仓镇沙坝村罗东组陈模友向记者介绍，他们组的互助基金管理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互助基金由出纳和监督员共同保管，存入镇信用社，出纳保管存折，存折的密码只有监督员知道，取款时必须有监督员盖的章，所有账目每一季度在固定场所公示一次，主要内容是借款、存款和还款等情况。遭遇尴尬
安徽省“互助基金”试点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虽然其发展势头很好，却也面临着不具有合法的市场主体地位的尴尬境地。可以说，法律的真空严重影响了其正常发展。资金互助合作社没有市场主体地位，就没有发展空间。金融管理部门对如何引导农民发展资金互助组织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意见，没有许可就无法注册登记，合作社也就无法有效运行。
被寄予厚望的《合作社法》终于出台了，但人们欣喜之余却发现，合作社法并没有将合作金融纳入进来。合作经济与合作金融本是相互依存才能发展，但实践中，本应相融共生的合作金融与合作经济却被“生硬”地分开了。 “一谈金融创新为什么总是要拿出‘金融风险’做挡箭牌？不创新这样一个不完整和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金融体制造成的金融风险不是更大吗？”吉林省梨树县资金互助组织的发起者姜柏林毫不掩饰他的困惑和不解。 对于《合作社法》没有赋予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也公开发表了他对此问题的看法。他的观点一如既往地令人深思，“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给了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却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因为农民的金融合作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 弱小的农民合作社没有能力与商业金融资本博弈的时候，农民选择了自我创造道路。2004年在中央1号文件的引导下，吉林省梨树县出现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正如专家所言，梨树县农户资金互助组织出现，在没有法律和政策支持条件下，其发展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意义在于其资金互助组织提供了新型农民合作金融的制度供给，有了制度供给就有了培育这种组织发育的可能了。 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合法的市场主体地位还只是“互助基金”试点遇到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他们得不到相应的政策支持。有业内人士指出，发展农户资金互助组织，需要财政或政策银行给予一定支持。资金互助合作社不吸收社会存款，自有资金非常有限。这就需要通过财政或政策银行向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提供转贷款支持，一般原则应坚持资金互助合作社股本金5倍(股1贷5)杠杆率进行，这样就起到了帮助农民分担制度成本和满足需求、增强资金自聚和融合保险、促进组织壮大等功能，打通了国家货币传导机制，建立起国家引导农村经济、联系农民和扶持农业机制和体制。 因此，微观组织创新与宏观政策调整是密不可分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到哪一阶段就要相应配套具体政策进行支持，这样才是可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