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凌青 家史国事常忆及 凌青，原名墨卿，福建福州人，林则徐第五代后裔，著名外交家，有“学者大使”之称。１９２３年４月出生于北平，１９４１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同年１２月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历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干事，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第一科科长，外交部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翻译队队长，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副专员、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欧美司负责人、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驻委内瑞拉大使，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４次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福建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现为林则徐基金会会长、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 １８３９年６月，中国虎门，林则徐。这位历史巨人点起了销烟的熊熊大火，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 １９８５年６月，联合国总部，凌青。这位花甲老人与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共同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递交联合国副秘书长，使它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文献。 林则徐———凌青，晚清———当代中国。曾祖父与五世玄孙，没落的朝代与新时代的共和国。从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到联合国讲坛上的东方大国代言人，一个家族见证了一个民族的百年兴替。“国弱无家兴。祖国的强大是每一位国人的幸事。”回首百年沧桑、家族荣辱，凌青感慨万千。 个子不高，身体硬朗，面容清矍，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度。他曾在延安时期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英文译员，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参加了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中美建交、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香港回归有关文件递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成为共和国外交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见证人。面对这位说起话来轻缓温和的老人，实在难以相信他是一位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见证中国外交大发展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面对着万众欢腾的广场，对身边的周恩来总理说：从现在起，如果在３天内国外还没有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成问题了。新生的中国将如何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这是共和国缔造者们正在思索的问题。
两个多小时后，一份贺电从莫斯科发到北京，苏联政府率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新中国外交揭开了自己光辉的史册，新中国大使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尽展风采。凌青就是中国外交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人。 当今中国，从１９４５年起就投身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事业，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外交实践，而现在仍然健在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黄华，另一个是中国派驻联合国的第三任大使凌青。 中国共产党正式设立外交机构是１９４５年，那时，党中央还在延安。美军派了一个２０多人的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央军委便组建了一个外事组，有七八个人，专职做外交工作。外事组第一任主任是杨尚昆，黄华是科长，凌青是科员。这个产生于延安窑洞的外事组，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奠基石。 延安时，军委外事组下设研究、翻译、联络和行政科，由柯柏年（后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首任司长）、黄华（后任外交部部长）、陈家康（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埃及大使）等分任各科科长。而凌青则是“一身兼三任”，同时担任研究、翻译、联络三科的科员。胡耀邦手下的一个干事一听他是燕京大学学习过英文，就把他安排进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延安外国语学校英语系速成班镀了３个月的“金”。 采访期间，凌青拿出他珍藏的一些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在延安做翻译时的合影，照片中凌青站在毛泽东主席身后，后面是一个窑洞。还有一张是凌青在延安机场为毛泽东担任翻译时的照片，主席在向美国记者说着什么，微笑的凌青站在旁边。看到这些老照片，凌青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当年，美军观察组住的那些窑洞是我们建的，这是专门为了接待他们才盖的，所以比较考究，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砖块之间还用沙土夯实了，窗户都粘贴了白纸。但在美国人看来非常简陋。”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深居国民政府陪都的蒋介石连发３次电报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问题”。毛泽东于８月２８日乘飞机到达重庆。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于１０月１０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予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