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１９４６年１月７日，为落实“双十协定”在重庆组成“三人军事小组”，由美国方面马歇尔、国民政府方面张治中、中共方面周恩来“监督停战事宜”。为执行停战协议规定，三人军事小组决定在北平成立由委员三人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由于在延安负责翻译科工作的黄华等人被抽调到了北平，延安的好多外事工作，包括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叶剑英、杨尚昆等担任翻译工作就由凌青挑起了大梁。 １９４６年８月７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与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就是由中宣部长陆定一和凌青翻译、记录的。与这篇著名谈话同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的《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也是凌青担任翻译。用凌青自己的话来说，他“虽不是科班出身，外文水平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但在当时的延安，能说点英文的共产党员真是凤毛麟角，因此只能是矮子里拔高个了”。 当年，凌青的翻译经历主要是给领导人当口译，但他后来也做过笔译，并译有《经济危机和冷战》等书。这使他既有中英互译的经验，也了解笔、口译对译者的不同要求。对比之后，他认为汉译英比英译汉难，因为汉英思维方式不同，表达习惯不一样，对汉语我们尚且有不理解的地方，要把汉语翻译成地道的外文，就更难了，汉语中有许多俗语、典故是很难翻译成外文的，因为外文中没有这个东西。他举例说当年毛主席讲了一句“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把翻译一下子难住了———怎么译“无法无天”呢？要翻译的话，就得费很多话来解释，因为英文中没有相应的表达法。对于口译和笔译，凌青认为口译有紧迫感，不允许太多的思考时间，要求译者反应要快，而笔译则给译者提供了推敲的时间，所以笔译的译文要力求准确漂亮。因此，笔译好，不等于能做口译，但要考验一个人的外语标准，就得看他的笔译，因为笔译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外语水平。 那时延安的领导班子有两个驻地，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军委在王家坪。尽管那时物质条件恶劣，但精神生活却并不贫乏。那时杨家岭常常在周末举行舞会，在凌青的印象中，“跳舞方面，周总理和刘少奇要好一些，朱总司令和毛主席比较生硬，但毛主席幽默，很会调动全场气氛”。 １９４７年５月，中央在撤出延安转战山西后，由周恩来提议，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同志为核心，在山西临河县三交镇成立了由叶剑英、王炳南为正副主任的中共中央外事组，凌青时任外事组研究处第一科科长。
不久，中央外事组科以上干部在王炳南带领下，来到西柏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夜，周恩来就外交工作对早期外事干部所作的第一次极为重要讲话。“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作好准备前往天津。”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首先介绍战场形势。“外事干部就是文职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多少年过去了，凌青仍然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开国总理的谆谆教诲。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就在十几分钟以前，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首先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届“内阁”的外交部长（兼）。年仅２６岁的凌青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洲澳洲司美国科科长（该时外交部除办公厅外各司均只设科不设处），直接主管美国事务。他的“顶头上司”依然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外交家柯柏年。凌青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８日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兼）在北京城东外交部街３３号那幢袁世凯来不及看上一眼的仿德式高大建筑里宣布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情景。“那时就在‘老部’礼堂，这座大楼的格式很像欧洲古老、豪华的王室大厅，雄伟壮观。总理坐在前面……大家围着桌子入座，不到２００人，很有点茶话会的味道……” “他是林则徐的后代……”当王炳南“点卯”点到凌青时，周恩来插话道：“林则徐的后代搞外交，就更要爱国了。” 就是在这次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气宇轩昂、大气磅礴地说：“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成立大会散会后早已过了晚上１０时。初冬北京的深夜已颇有寒意，但是，凌青的心底却是春意暖融。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周恩来这番醍醐灌顶，令在座的凌青等人受用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