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凌青深情地回忆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身板还不壮，腰杆还不硬，东亚病夫的帽子并没有摘掉。就在那样的日子里，中国的外交始终抱定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在世界上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信念，努力工作，大国不愿意中国独立，我们便寻找亚非拉平等待我的第三世界国家，寻找原社会主义苏联这样的共产党国家，以此在亚非、日内瓦等一系列会议上来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来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以后又来反对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建国后，我们走过了帝国主义国家禁运封锁的时代，走过了在外交场合非常艰难的时期。 从那时开始到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凌青历任外交部美澳司副专员、驻罗马尼亚、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等职。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后，凌青随李克农、乔冠华以及毕季龙等来到风雪迷漫的开城板门店，他是参加停战谈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在大规模的释俘工作开始以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志愿军代表团翻译队队长。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国外交有了很大进展。再到１９７８年后，中国的国力便不断提高。“到了今天，情况就更好了，仅钢铁产量在全世界就位居第一，科技水平也大大提高，外国人能做到的高科技中国人大多也能做到。虽然现在中国被外国人说成是制造加工厂，没有走向品牌生产，但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事实。一些外国人鼓吹‘中国威胁论’，‘威胁论’的说法本身就说明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凌青说，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我们在国际上也做出了创造国际和谐的努力，“但其实国际上很难和谐，各种不确定因素及战争的根源依然存在，所以，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 近距离感受伟人与世界握手的魅力 凌青工作、生活比较严谨。谈到这个习惯，凌青半开玩笑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恩来总理调教出来的。凌青心里深深记着一件事：有一次周总理要接见秘鲁代表团，总理向凌青询问秘鲁的有关情况，由于事先没准备，凌青当时答不出来，事后受到了总理的批评。每每想到这件事，凌青就感到很内疚，他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我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外交部工作人员，做外交工作要严格要求自己，分管什么方面，要对这一方面的一切都掌握得一清二楚，要对自己的业务很熟悉，丝毫马虎不得，外交无小事嘛。凌青说：“早在延安时期，有一次周总理在电话里要我向美国军事观察组转达他的一些意见，他在电话中讲完了以后，不放心，让我再向他重复一遍他的讲话内容，完全无误后，才让我向美军观察组传达。他平时很注意自己讲话内容的准确性，他改文章时经常连标点符号也要修改。” 中国外交史上的许多历史时刻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亲笔记录了毛泽东对斯特朗发表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谈话；也是他在与乔冠华受命起草邓小平复出后在联合国的发言时，写进了邓小平的“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惊世之语。 在延安时，凌青就见过邓小平。“当时我担任延安中央外事组科长，主要负责为中央领导做翻译，并接待外国记者。有一天晚上，延安有文艺演出，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前去观看，小平同志坐在我身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没有交谈。”
１９７４年春，中央决定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纽约，出席关于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在１９７３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而采取石油提价措施后召开的，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当时，乔冠华同志率领我和周南等同志直接到小平同志住处，请示工作。小平同志被第二次‘解放’才一年，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大院里。院中有好几幢独立的小楼，小平同志就住在其中的一座。当我们步入客厅时，客厅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个旧沙发外，什么也没有，陈设非常简陋。” 几位坐定后，邓小平出来和大家握手。当乔冠华说明党中央决定后，问小平同志身体怎样？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邓小平神态自如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有时就有点低血糖，不过喝杯糖水就没事了。”当时，凌青一听就愣住了：一位伟大政治家对个人生活待遇，是完全不会放在心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