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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学习的道路并非平坦，蔡方柏坦言当时的法语学习简直就是一座横在路上的高山，艰难得让他无从攀越。回想起那段经历感慨万千：“我当时学得特别辛苦，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外语基础。一开始的语音阶段，我就感到很吃力，几乎跟不上，单词背了一早上，到课堂还是答不出。当时的情况有多糟糕呢，每次的小测验，５分制，３分为及格，２分为很差，而我是根本没分，如做法语听写时，我有成段的句子写不出来！”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蔡方柏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学外语，很沮丧，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便主动提出转校，改学其他专业。学校也很理解蔡方柏的难处，毕竟学习基础不一样。他们给蔡方柏联系了北京政法学院，尽管也舍不得他转校———毕竟蔡方柏这位调干生，作为班长、团支书、班里的惟一的共产党员，外语学院认为人才难得。去报到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蔡方柏开始打点行李，准备上路。 就在此时，蔡方柏的思想斗争却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人家能学好，为什么我就不行？”自小有一种不服输劲头的蔡方柏，这时显得越发强烈。一天中午，蔡方柏鬼使神差地敲开班主任唐志强老师的门：“您看我能不能学得好？”唐志强老师告诉蔡方柏：“只要发音器官没有问题，都可以学好外语！”这看似廖廖数语，却给迷茫中的蔡方柏吃了一剂定心丸，让他醍醐灌顶。 这时，蔡方柏似乎突然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己适合不适合学习外语，而在于自己有没有尽最大努力学习外语。采访时，蔡方柏深情地说：“唐老师的话改变了我的决定，也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对他感激不尽。” 从此，从清晨到深夜，北外的校园里总能看到一个埋头苦读的学子，从周一至周日，都是蔡方柏的学习日。他笑言自己“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从他的眼神里，我们看到了他当年成功的秘笈———勤奋。采访中，蔡方柏语重心长地强调：“我有一点体会，学习很重要。学习贵在坚持一辈子，学习贵在有信心，要敢于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学习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信念服务。” 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一学期结束时，蔡方柏的小测验成绩已经能达到４分，而渐渐地，成绩上升至班里的前几名，并一直保持到他学业结束。在本科４年级时（当时的法语专业是５年制），蔡方柏被提前招收进了外交部委托培养的高级翻译班，接受更为严格也更为专业的翻译训练。 一年后，即１９６１年冬，蔡方柏等六名同学被国家公派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去瑞士法语区的日内瓦学习法语，是最佳选择。在加紧做出国各项准备工作之时，兴高采烈的蔡方柏立即将留学的好消息写信告诉乡下的母亲，毕竟自己是全村当时唯一的大学生，更别说是留学生了，以让母亲高兴高兴。 然而，福兮祸所伏。在蔡方柏一行出国前夕，他突然接到未婚妻急电，告知母亲去世的噩耗。顿时，蔡方柏从留学的欣喜之中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幼时丧父的蔡方柏，早年与母亲相依为命，上大学时自己还从每月２５元的助学金中省出１０元寄回家，作为母亲的生活费。得知母亲去世后，蔡方柏在第一时间赶回湖北咸宁，料理母亲的后事。一周后，当他从家乡返校时，其他５位同学已于当年１２月按期赴瑞士了。 “于是，我只好继续留校学习，等待下次出国的机会。后来，学校领导终于找到一位要去中国驻瑞士的外交官，让我与他结伴同行。”１９６２年２月，蔡方柏从北京乘火车去莫斯科，六天六夜的行程中只见一路风光旖旎，特别是进入苏联国土后，无垠的森林和广袤的原野都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极目远眺，在远处，山村点点，炊烟缕缕，在夕阳照耀下，一幅彩霞伴人归的画景展现在眼前。可是，此情此景使第一次远离祖国又因丧母处于悲痛中的蔡方柏更是乡思萦怀，心绪难宁。“这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好，我们在莫斯科只停留了一夜，第二天乘飞机去布拉格，当天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飞苏黎世后，我驻瑞士馆没有派人接我们，只是委托一家旅行社为我们办好乘火车去日内瓦的手续并送我们上了车。我们警惕性高，心里总在嘀咕，生怕被敌对分子绑架了。到了驻日内瓦总领馆后，我们才放下心来。可以说，是在提心吊胆中抵达日内瓦的。” 在国外见到老同学，蔡方柏心情自然格外高兴，旅途劳顿和一切乡愁和悲伤顿时消失。在同学的帮助下，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开始在日内瓦大学翻译学院上课。 然而，入学后蔡方柏深感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比预料的要大得多。由于在国内学习法语时听力练习少，在日内瓦听课时对老师的讲课内容似懂非懂，即使听懂了的也记录不下来，到考试时便无法复习了。再者，因为掌握的法语词汇不足，读书、看报总离不开词典，为此阅读速度慢，效率不高。“再就是学习方法不习惯，在国内一切课程都由学校安排，学生只是按部就班去听课、做作业就行了，而在国外校方只规定几门必修课，其余科目自由选修，面对那么多的课程，真不知选修哪些为好。”于是，蔡方柏这些留学生思想压力很大，担心不能完成留学进修的任务，辜负祖国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