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外汇储备在今年2月份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和在前不久过万亿都波澜不惊，因为这完全在人们预料之中。但是10月份中国贸易出超达到破纪录的238亿美元却引起了经济界广泛关注。
中国贸易出超前年500多亿美元，去年超过1000亿美元。今年1－9月份贸易出超月度多在100－150亿美元之间，其中8月份188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超过1600亿美元。但是10月份却冒出一匹黑马，出超一下跃升到238亿。看来今年贸易出超将会超过1800亿美元。
中国几十年来非贸易国际收支一直是黑字即资金流入大于流出。未来几年中国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可能取消，外资可能减少一点或增幅下降；中国对外投资会增加；居民用汇还将增加；这些都会使非贸易项下国际收支黑字减少，年度减少额可能过百亿美元。但是在上千亿美元的贸易出超面前，这点减少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全球性经济危机或世界大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中国不进行较大的政策调整，看来中国外汇储备上两万亿美元也就是几年的事。
没有适量的外汇储备，常年靠向其他国家或国际货币基金借债度日肯定不是好办法。有储备总比没有储备好。但凡事都有个限度，外汇储备太多也肯定弊多利少。别的不说，仅国民财富过度流出、利息损失和外汇贬值风险就足以令人担忧。这是经济学常识，不必赘言了。
有位经济学家说过，如果想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搞瘫痪，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经济学家去研究汇率问题。因为汇率问题太复杂，谁也说不清，或者说谁也说服不了谁。此言可能过甚其词，但也有些道理。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倒是出奇的一致、出奇的平静，几乎都说人民币不能升值至少是一年升值不能超过几个百分点。从媒体上看好像国外经济学家基本也是这样看的，只有用心不良的大国政客们才压迫人民币升值。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
汇率问题的确复杂，要搞清波动的各种原因、预测波动的幅度确实很难；说简单也简单，入超过大本币得适当贬值，出超过大本币得适当升值。如果连这样的基本判断都没有，经济学就变成玄学了。
人民币在去年曾做了2％的升值，幅度够不够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际问题，此后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已经从实践上做了回答。汇率调整2％之后，中国“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实行浮动汇率。似乎人民币今天的汇率不是政府的意思，是市场决定的。但不要忘记，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是信用投放，这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是有很大不同的。后者中央银行是用票据贴现方式投放基础货币，基础利率是再贴现利率。中国改革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大环境还不成熟，就社会信用状况和法治状况来说也暂不允许，基础货币的信用投放在相当时期还是必须的（现在收购外汇成了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方式，使得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独立性上、操作空间上大为受限，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本身也是个问题）。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不应多次小幅调整，而应尽量减少调整次数，调的幅度应该大一些，以减少升值预期和投机。在汇率大体合理、国际收支大体平衡（近几年应有适当逆差以把外汇储备降到合理水平）的情况下，才好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让人民币汇率有管理地浮动。
有人以汇率调整过大会影响出口、影响经济为由，主张把调整幅度控制在2-3个百分点之内。这些年欧元、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每年都在10%以上，有的年份超过20%，未见对贸易和经济有什么负面影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从1.5比1调整到8.3比1，每次调整都超过10%，有的年份超过40%。尽管那时都是调低，但没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证明本币汇率走低幅度可以很大而走高就大不得。
有人说日本只有1亿多人口，况且有近9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13亿人呢。中国外汇储备10万亿美元也不算多，何忧几万亿？当然这是数字游戏，这话也绝不是经济学家说的，不是任何有点经济头脑的人说的，不必过于认真，但也略说几句。日本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是历经40年逐步积累起来的，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90％是在近10年迅速积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1300美元，日本30000美元；日本出口产品增值高过中国的几倍，多是高技术产品，实质上日本出口的是技术，中国出口的是廉价劳动力、资源，环境上的代价很大，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有“经济学家”说，其实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是美国－倒不是说它有现值几百亿美元的黄金储备而是说它的货币是全球第一通货，因此中国无忧。这恐怕是把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搞混了。美国联邦储备－相当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可以造美元－运转机制是经济投放从根上说是信用投放，中国的外汇储备可都是资源、环境和血汗换来的，即便是借来的也得用这些偿还。西欧经济学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算清了帐：根据当时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和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美国仅从经济上直接得到的好处就相当于全世界人民每年为美国义务劳动两天。因此把外汇储备控制在较低水平、强化本国货币地位以致创造出欧元一直是西欧经济界和政界的共识。
实务界人士对外汇储备问题也有“独到见解”：外汇不怕多，正好可以解决养老基金不足的问题。明白人都知道，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国家在所有时代都是工作的人养活不工作的人－包括老人和孩子。今人为后人创造一些条件，包括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的积累，包括青少年教育水准的提升，都有助于后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既造福后人也为今人以后养老奠定基础。投资到国外去，分享国外的资源和财富，是当今时代的正常经济行为，不独与养老有关。投资的规模不仅要看财力、外汇，还要看有无足够的国外投资经营管理能力。得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至于养老基金，那是个具体制度安排问题，以后主要来源也得是提高了生产率的后人增加的养老金缴费。认为只有多存外汇，多搞投资，多到国外去投资，才能弥补养老金“缺口”，完全是本末倒置。过去中央机关、中央级大公司掌着很大财权，多多少少都截留本应下拨到下面企业的资金，成立这个“实体”那个“基金”，今天未垮掉的还在充当“小金库”和离退休官员发挥“余热”的阵地。大概不少人从中受到“启发”，又在忙和着为养老基金或其他名目的实体张罗，筹资渠道包括超经济外汇储备和国有股减持，等等。
“政治考虑”是一些人的“有力”遁词或不屑“争论”的充分理由。可是哪个国家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没有政治考虑？恐非中国独有。政治不能脱离基本经济规律去“考虑”，否则就不是严肃的政治，甚至不是政治。文化大革命期间什么都得讲政治。抓老鼠的猫不是好猫，不抓老鼠或与鼠为友的猫常被当作好猫，因为要“讲政治”。这种苦头难道还没吃够吗？
中国近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没有几个国家主要领导人是经济学家，因为治国还需要其他知识、才能和社会基础。况且经济学家治国不一定经济，固执己见的经济学家当最高领导还不如广纳真言的政治领导更经济。中国现在的领导是开明、亲民的好领导，但不可能事事正确英明。在汇率问题上，房地产的某些问题上，就有一些误区。经济学家、实务工作者都有责任讲出自己的真实观点，为国家政策的完善至少为多有几个考虑问题的角度，做点什么。否则，愧对良心，愧对百姓厚养。
有个故事是这样：一个人在广场上立了一个大钟表。这个表误差不小，得每天调整。立表人正为没有准确的调表依据发愁，中午十分忽听报时的炮声响起，遂大喜。此后他总按炮声“校准”自己的表。尽管许多人都说他的表走得越来越不准，都不如直接看看太阳，他却对自己的大钟表－其实是对报时炮深信不移。有一日表坏了，修好后他等着炮响。可是左等不响，右等不响。后来在表下发现一人久久徘徊不肯离去。百无聊赖中问此人为何久候于此，后者哭丧着脸说，我每天看到这个表快到中午12点了就赶回家放炮，向全城人报时，没想到今天表不走了。立表人这才恍然大悟。
今天我们一些学者是不是在与政治领导重复上面的故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