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事事关心的妙人，样样涉猎的杂家 学者李育中先生于2013年6月28日在广州逝世，享年103岁。
李育中是一位妙人，当过翻译、诗人、影评人、战地记者，晚年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是博古通今的杂家，对书籍、电影、美术、书法、诗词样样涉猎。在华南师范大学，师生们尊李育中为“校宝”。 香港文学的早期拓荒者 1911年1月，李育中在香港出生，是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的“三朝元老”。童年在港澳两地读书，学习中文、英文、葡萄牙文、俄文、世界语，另外还自学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1935年，香港大学给胡适一个博士学位，李育中去听演讲，“胡适的英文漂亮，讲话的姿态、语音都行”。 在香港，李育中读过很多英文著作，又喜欢看电影。22岁时，李育中看到根据海明威作品拍成的电影《战地春梦》，便到香港大会堂图书馆找到英文原著。1933年初，他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在报纸上连载，直译作《诀别武器》。当时中文世界很少有人知道海明威，李育中说：“海明威的文章风格明快，到现在还是站得住。” 李育中是香港第一人翻译海明威的《诀别武器》。后来，他笑数人生的多个第一：1936年香港第一人被茅盾采录文章编入《中国的一日》；1938年第一人长文介绍马雅可夫斯基于《文艺阵地》上；1942年，用文学的形式为湘粤两份日报写战地通讯，报道缅甸远征，次年初出版战史《缅甸远征记》；1946年在南方第一个向国人介绍萨特和毕加索；新时期第一个介绍卡夫卡并且翻译其作品，把意识流写作手法源流登在《外国文学研究》。 1936年，高尔基逝世。茅盾学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在上海向全中国号召，出一本《中国的一日》：在同一天里，各地的人写文章，各挑选一篇汇集成一本书。当时李育中在香港《华侨日报》当编辑，他很讨厌蒋介石，晚上，有关蒋介石的消息来得迟，李育中就故意不登。第二天，老板发现蒋介石这么大的消息都不登，就开除了李育中。正是茅盾号召写《中国的一日》那一天，李育中就写自己失业的一天，文章被茅盾采录。上海沦陷后，茅盾去了香港。李育中办过香港的文学团体，接待南下文化人，和茅盾一家都熟悉。“茅盾以前没有留须，生得清癯。眼睛有些毛病，老是眨眼。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李育中回忆，“郭沫若我也认识，我经常将他们两人进行比较，郭沫若是豪放的人，演讲很厉害，茅盾刚刚相反，郭沫若的四川口音还容易听，茅盾的浙江口音就很难听清楚了。他是语不惊人，文笔很不错。我写的文章，茅盾都给我发表，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改我的文章，他很欣赏我写的新诗，我写了很多诗，也喜欢写报告文学。茅盾旧文学的基础不错，字也写得不错，我以前有很多他的信，后来失散了。” 1939年，李育中和郁风、刘火子从韶关回到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忘了是谁介绍的，他到香港大学和许地山谈了一个多小时，什么内容都不记得，只记得大热天，许地山给他冰镇的柠檬茶。“许地山是一个很纯朴、冷静、温和的人，穿中装，不穿西装。” 抗战爆发后，李育中从香港到了广州，曾任广州《救亡日报》社论委员，参加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负责伤兵难民工作。广州沦陷后，到粤北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还创办两个团体：粤北青年记者学会与粤北文协分会。后从粤北转至桂林，一边教书，一边编《中国诗坛》等报刊，1941年，出版个人诗集《凯旋的拱门》。 香港已故学者也斯整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历史时，重新发现了一些诗人诗集，写成论文《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的现代性：1937-1949》，后来继续寻找一些诗人的下落，像广州的梁宗岱、欧外鸥、李育中。也斯说：“我一直对香港和广州的关系很有兴趣。当年诗人李育中、欧外鸥、林英强、侯汝华、刘火子都跟香港有来往，办杂志，发表作品，或在港生活。以前有‘省港澳’之说，粤剧的戏班很自然在省港澳演出，当时没有海关，大家交流顺畅。” 抗战中写成《缅甸远征记》 1940年春，李育中在桂林逸仙中学教书，同事中有李嘉人、陈残云、黄新波、廖冰兄等。李育中在广西认识了一个小学女教师，后来成了他的太太。 逸仙中学改组后换校长，很多老师走了，李育中看到有一份新办的大报纸要请很多编辑记者，就去应考，在100多人中考了第一名。他回忆：“我开始错误估计，以为像传说中那样是李宗仁的老婆要办一份大型报纸。后来我到了杜聿明第五军办的小型报纸，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这个人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忠于蒋介石，是他的骁将，当时他比胡宗南还高一层。第五军是特殊的部队，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唯一有坦克的部队。1942年春天，我就随军，应邀去做杜聿明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是政治部代宣传科长。那时候刚刚结婚，便要上战场，很勇敢！” 李育中回忆抗战岁月：整个缅甸战争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杜聿明打了败仗，第二阶段孙立人反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打完新加坡就打缅甸，缅甸是英军的领地，英军比较薄弱。“我记得指挥官叫亚历山大，是一个少将，要求中国支援。当时新开一条滇缅路，请中国部队由滇缅路入缅甸，中国就派了最精锐的第五军前去，其中包括孙立人的一个师，由杜聿明统领。第一场战由杜聿明指挥，发挥过威力，可惜英军无能，不会配合，打了败仗，就撤退；第二场战反攻，杜聿明没有参加，由孙立人指挥，有美军支持，便打胜仗。我参加了第一场战，战争很短，我还没有到过最前方，已经开始大撤退，我参加了大撤退。那次撤退很壮观，一支部队经过野人山到印度，野人山从来没有人走过，蚊虫野兽很多，天天下雨，几乎死了一半人，听说杜聿明的十个卫士死了八个。那时是雨季，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东西吃。我跟的是另一支部队，由坦克团经滇缅路回来。我就在下关采访了很多军人，了解整个战争的情况，虽然打了败战，但是打得很壮烈，中国士兵能到国际上支持人家抗战，表现得不错。”李育中那时还有两个身份，分别是衡阳的《大刚报》和韶关的《大光报》的战地通讯员。因为那次战争很匆忙，还没有其他战地记者，李育中便写了一本《缅甸远征记》，这是唯一记录那次战争的书，很多人曾经引述这本书。这本书印了两版，1943年春在桂林印了土纸本，广州战后则出了一本白报纸本。 众多文化人的“老友” 抗战胜利后，李育中到广州从事文艺与教学活动。在报界、电影界、学术界，他与梁宗岱、钟敬文、金应熙、黄谷柳、秦牧、廖冰兄等文化人均有交往。李育中熟悉广东文化界的掌故，曾撰写多篇文章回忆旧日知交，并与人合作过专著《岭南现代文学史》。 1948年中国电影复员以来第一次电影座谈会上，李育中和夏衍、丁聪、陈歌辛等人都参加了。李育中回忆：“有一个富家破落子弟叫欧永祥，有些钱，就要搞电影杂志，请我帮助他搞电影论坛。开始在广州出，后来因为没有登记证，就去香港，一路赔了很多钱。因为这个电影论坛倾向进步，才请到夏衍、丁聪、陈歌辛、欧阳予倩这些人参加，其中多人我早就认识，高谈中国电影的发展前途。我和夏衍在《救亡日报》就已认识，并且一同撤退到桂林。丁聪和黄永玉很闲散穷困，黄永玉的老婆张梅溪是我在文艺学院的学生。我欣赏黄永玉早期的版画，他现在是最有钱的画家了，很有才华，但是那种味道就是有点怪诞。” 李育中与廖冰兄交情匪浅，他觉得用广州话“直肠直肚”来形容廖冰兄最合适不过：“廖冰兄的漫画政治性很强，打抱不平、伸张正义。他是穷家子弟，以前讲话百无禁忌。我也认识他妹妹，就叫廖冰，廖冰很高大，人又很豪爽，后来翻车死了。” 梁宗岱百年纪念时，李育中写过文章纪念。他回忆：“梁宗岱不问政治，好饮酒，好打抱不平。他不肯戒酒，老是说越饮越高兴。听说，他在中山大学说过至少有70个‘第一’的话，例如酒量第一、健康第一、业务第一。他长得高大结实，身体很好，平时穿短衫短裤，即使在冬天，他还穿着短衫短裤。有一次我和他去海陵岛，要坐船一个多钟头，那是8月大暑天，中午阳光很烈，他没戴帽子坐在船头，让太阳直晒。” 梁宗岱一生经历颇奇：受法国文艺的影响，爱好歌德，在欧洲留学时，结交了文坛名宿罗曼·罗兰和梵乐希，梵乐希曾经给他的诗文集写过序，这在中国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梁宗岱家里，李育中看过一些罗曼·罗兰的信，浩劫之后，那20多封罗曼·罗兰的亲笔信已不知哪里去了。梁宗岱的悲剧之一就是同女作家陈沉樱的婚姻，陈沉樱先嫁马彦长，后嫁梁宗岱，最后她和梁宗岱也不美满。梁宗岱为人好打抱不平，早在重庆时，他就跟帮会的袍哥斗过，一点都不怕。在抗战时，他在广西百色见到一个草台班的女演员，那时女演员地位低下，受到一些非人的欺负，梁宗岱挺身而出，救了这个女演员，后来还不惜降低身份跟她结婚。李育中说：“这不能说他是名士风流，可说是他有侠气。这位女子仗义，后来在他去世前几年，也拼了命服侍他，回报他。” 李育中喜欢龚自珍的诗，在一次龚自珍研讨会上，他与金应熙谈得甚是投机。金应熙是梁羽生（陈文统）的老师，恰恰陈文统年轻时到过李育中家里，算起来，师徒二人都与李育中有缘。后来梁羽生写过长文《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李育中大为激赏：“我觉得陈寅恪的众多学生里面，只有金应熙有条件继承他的学术，我见过陈寅恪的学生写纪念陈寅恪的文章，多是不着边际的。金应熙学术功底很好，外文功底也深，但是后来变成驯服的工具，上面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和陈寅恪的事是时代的悲剧。很可惜，他死得太早，没有发挥他的史学专长。” 华南师大女生的“偶像” 1953年，李育中调到华南师范大学，1991年退休。这几十年中间，经历了很多运动，但他不是运动员，居然平安无事。他给外国人打过工，在香港当过公务员，在英国新闻处当过翻译，在美军当过翻译，当过杜聿明的英文秘书，那些历史在政治运动中竟没有被人追问。而他的一位同事康白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康白情是“五四”名诗人，1953年从海南师专调入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李育中的关系不错。虽然五四运动过了几十年，但康白情那种自由散漫的味道都没有改，他教古典文学，可以随便说出屈原的种种罪状：无父无君，楚辞淫荡，楚辞代表南方的东西，不是正宗的文学，使文学走歪路。在一次座谈会中，康白情说：“民主党派想争权，是争不过共产党的，共产党有军队。”结果就当了“右派”，学校算是“宽大处理”，要求康白情回四川老家，就在路上去世了。 李育中不仅爱教书，也喜欢写文章。他笑道：“说我是个学者专家或戏称杂家，我觉得不大相称。又如说作家吧，我常说只不过是写家，更或者，不过是报屁股的写家而已，算不得什么。”他曾在《香港风情》等报刊写专栏，很关注港台的文化现象。由于对海外文学一直很关注，李育中很早就向学生推介卡夫卡、乔伊斯、尼采、萨特等人的作品。他说：“我接触外文方便，一路都有选择性地介绍外国新的东西。1941年我在桂林，就介绍乔伊斯，最早的应该是叶灵凤在香港介绍乔伊斯。上世纪30年代内地稍为介绍过毕加索，1946年我在南方第一次向国人系统地介绍毕加索，我用了整大版图文介绍，后来写了很多文章继续介绍他。我介绍了很多现代派画家，当时可成一本书的。战后就开始介绍萨特，萨特从抗战到战后在青年中很有影响，我当时有材料，就介绍萨特，那是1946年。我对尼采早就很有兴趣，我有英文本、日文本及早期中文本。尼采是一个多面体，他是什么样的思想家，到现在还没有认真解决，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以前他的研究都是一个禁区，在1980年左右，我已经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谈他，文章本来是谈鲁迅有没有受尼采影响。王元化早期的文章就完全为鲁迅辩护，说一点影响都没有。” 在李育中晚年结集的《南天走笔》一书中，有“鲁迅门”文章一辑，李育中研究鲁迅有独特的视角，写过《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与尼采关系新探》。李育中认为鲁迅受过小泉八云的学生厨川白村的影响，他在华师上课时对学生讲：“认识小泉八云是中学程度，认识布兰兑斯便是大学程度，认识别林斯基才算研究生程度。” 李育中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几十年。许多学生回忆，李育中上课别开生面，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在华南师范大学女生对老师的排位中，李育中曾被排为第四偶像，前三名都是30多岁的年轻老师。李育中说：“我教书还算平平稳稳，我教外国文学、文学理论，后来教过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在这个学校里，在中文系上课没有问题，外语系我上过课，美术系上过课，历史系没有请我，如果请我，也可以教历史的。我主持过很多教研组，最长时间的是外国文学教研室，近代文学教研室是我带头的。我当过文艺理论教研室代主任。我在广州教苏联、西欧文学比较早。打倒‘四人帮’之后，历史弄清楚，让我当系主任，我不当，行政的工作我不做。一般旧学术界的教授不愿意当系主任的，当教授比当系主任更高尚、更超然。系主任的事务又会得罪人，工作量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