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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是人类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而诞生的公共产品，是实现公共意志、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理性和公意选择，是规范、引导社会公众和社群的行动指南或行为准则。公共政策的价值把握是公共政策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其价值含量是衡量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指标。同时，对公共政策进行基准性的价值考量也是政策分析的应然要求。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化与价值观的公共政策化是推动政治文明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趋势。一般来说，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应当包括：自由。一般来说，自由指的是无障碍的思想与行为状态，或无障碍地实现自我愿望或整体人格的愿望达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8226;森将伯林被动自由和主动自由分别称为自由的过程方面和自由的能力方面，并特别关注自由的能力方面。在森看来，“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同时，森还特别考察了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等。而作为自由的这种“工具性”是通过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政策的配给与法律的保障便显得特别重要。一个国家的自由状况可以通过政策和法律来反映，一个国家的自由权利也可以通过政策与法律来保障，比如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多方面权利。对《生活无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代之以《生活无着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也充分反映了国家对流浪乞讨人员的乞讨自由权的肯定与尊重。当然，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并非注明自由是无边无际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相信自由是有限度的，比如言论自由并不包括散布危险或恶意谎言的权利、也不包括向警察谎报市政厅里有炸药的权利。平等。平等是指在集体内作为个体的集体成员寻求某种特定的利益目标时有着大体的相似的机会或条件，或者对某种特定的利益需求有着大体相同的实际占有量。平等应该是每个人拥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不受制于任何的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平衡。但是，在纯粹自然的条件下，个体由于体力、智力等方面的素质差异，人们在实现自己利益需求能力的大小也不一样，通过利益获得的积累以及沿着家庭途径的世代传承，结果往往导致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当这种不平等进一步转化为获利能力上的差距，甚至相互关系上的压迫、剥削等现象时，不平等将会进一步扩大化而出现平等危机，这时政府的公共政策就成为必要。平等的理念之于公共政策应该是“满足多数，保护少数”。“满足多数”是指公共政策要兼顾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不能对一部分人持有政策歧见，有意忽视其利益，或者通过牺牲一部分人及其团体的利益以成全另一部分人及其团体的利益。“保护少数”是指公共政策要优先考虑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劣势的那一部分人，尽可能使受益者扩大，尽量使利益普及于一般公众，而不仅仅局限于特权阶层或少数人。同时，公共政策既要考虑受益平等又要考虑支出平等，在考虑自己报酬的同时，还要考虑自己的贡献；既要考虑横向平等又要考虑纵向平等，当我们考虑应该“平等地对待平等的代内人”的时候，也应该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代际问题，比如设立自然保护区或资助修复历史遗迹的政策规划与财政预算。宽容。宽容指的是在人格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以理解原谅的心态和友善平和的方式，来对待、容忍、宽恕某种或某些异己行为、异己观念，乃至异己者本身的道德与文化态度、品质和行为。宽容的基础是人与人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平等、理解和尊重。宽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表现为“与人为善”、“和为贵”、“退一步海阔天空”、“君子不记小人过”等等。要使宽容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理念和伦理原则，需要外部的社会宽容环境，也就是公正的社会基本制度安排和多元自由的社会文化条件。宽容之于公共政策是一种平等、理解、尊重、包容和妥协。宽容的理念告诉我们必须用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公共政策问题，政策的规划和制定也必须考量社会所存在的多元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中国公共政策可喜的变化，比如艾滋病人可以结婚、WHO的100％使用安全套试点、取消婚检、结婚离婚无需单位介绍信、突破乙肝歧视、流浪乞讨人员的临时救助等等。以艾滋病人可以结婚为例，1999年4月国家卫生部颁布了《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见的通知》，其中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申请结婚，双方都应接受医学咨询”。在许多地方HIV携带者被禁止结婚，而且还写入了地方性法规。HIV携带者和艾滋病人也是人，他也享有与许多健康人一样的权利。如果社会对他们歧视、偏见，甚至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的心理会承受更大的压力甚至作出危害更大的报复之举。政策的宽容是人性化和道义的文本反映，是制度文明的主要标尺。民主。民主是指在一个系统内，作为个体的集体成员与代表统一的集体行动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民主是公众参与决策并按照公众的意志而进行统治，是平等地享受权利和恪守义务。作为公民权力的代理者的政府来说，它必须按照公民的意愿和利益，面向社会共同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塑造公共秩序，规范公共交易，满足多数和保护少数，由此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民主就必然要求在公域／私域、公意／私意、公利／私利、多数／少数等相对范畴之间明晰边界且作出选择。而民主的价值观反映在公共政策上主要体现为“公共性”，它是公众在公共领域的政策表达，是有意识的、合理的政策序列设计及其安排。“公共性”意味着“公众性”，因为公众具有对公共政策及一切重大公共事务的话语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等集体行动中，存在着有效的决策参与通道和决策选择机制。同时，公共政策也是政治系统或公共权力机构协调和平衡公众利益的途径与手段。“公共性”意味着“合法性”，因为任何政策要让公众接受，并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合法的。“公共性”意味着“公开性”，因为在公共空间内公众通过自我理性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对公共事务进行关注和公开讨论。公共政策的透明和公开，有助于政府的意志自由得以落实；公众也能够就政策问题与制定者达成磋商意见，能够通过民主的程序表达和整合自身利益，通过特定规则（如投票）决定政策的选择，决定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从一定程度上讲，公共政策就是公众政策，它是公众的愿望和利益在公共领域中的公开表达。效率。从一般意义上讲，效率这个词的意义是产品的最小耗费、最小浪费和最小活动量。效率的途径就是降低要求的时间、金钱和活动量。它谋求的是资源效益的最大化、产品供给和服务提供的成本最小化。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效率。在经济学中，一般把帕累托原则作为经济效率的标准，如果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就达到了最高效率。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资源配置的改变不会在任何一个人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其他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或经济效率。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了引导组织和公众提高行为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确定政策效率标准的目的是要衡量某项政策要达到某种水平的产出所需要的政策资源投入量或一定量的政策投入所能达到的最大价值。效率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是一项公共政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有效的产出，即以最小的成本或工作量最大限度地解决某个政策问题，从而凭借有限的政策资源尽量扩大政策收益。政策成本可以包括直接的人、财、物、时间、信息等的投入成本，也可以包括间接成本、社会成本、机会成本等等；政策收益，包括直接的、间接的、具体的、象征性的等等。提高政策效率就是提高政策整个运行过程之中，包括政策规划效率、政策决策效率、政策执行效率、政策评估效率、政策终结效率等等，其中某一阶段的效率可能影响整个公共政策效率。秩序。秩序在本源的意义上是指事件的发生多少具有规律的顺序和模式，它含有“常度”、“次序”、“人事所在位置”以及“整齐守则”之意。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秩序是指符合可识别模式的重复事件或行为，它可以依赖的未来行为模式完全能被合理地预见到。当有人计划出一个严密的交往模式并强制执行该模式的指令时，或者当行为主体以一种自发的方式遵循共同规则时，都会形成行动秩序。秩序是一种规则和模式，秩序也可以说是一种和平与安全，它指的是抵制外部势力（如别的国家侵略）和内部势力（如犯罪）的破坏。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就是建构秩序的有效工具，虽然政策与其他的制度形式未必产生某种秩序，但秩序却必定依赖某种政策和制度。良好的公共政策可以减少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的安宁、维护国内与国际的和平与稳定。比如，枪械管制政策就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不受到威胁，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就是为了给社会弱势群体寻求生活上的安全，WHO在中国江苏的靖港、湖北的黄陂、湖南的澧县、海南的儋州实行100％安全套试点就是为了公共卫生的安全，网络“扫黄”是为了确保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承诺就是为了保障公民财产的安全，市场的准入和交易政策可以排除竞争的非个人化和垄断化。总的说来，政府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提供安全和秩序，实现充分就业，制止内乱外患，保持经济、政治、社会的稳定度。发展。广义上的发展等同于“进步”，泛指人类社会的递进和成长；狭义上的发展专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和现代化的过程。作为自然界和社会变化的一种历史过程，发展是一个自然和社会双重系统的行为变动轨迹，它引导着复杂系统朝着更加均衡、更加和谐、更加互补的方向进化。因此，发展具有不可逆性、广泛性以及关联自然和社会的复合性特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一个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当今时代的一大主题。发展要靠公共政策有效地维持和推动，而公共政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工具。在现代化的一定阶段上，不少人把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发展，而把经济发展又简单等同于GDP的增长。事实上，一国财富的增长并不一定表明该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公共政策的发展观必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必须要求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必须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给予“善”的关怀。科学的发展观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因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立足中国国情，既要考虑人口政策、能源政策、环境政策等各方面具体政策的配套协作，又要考虑城乡、区域、阶层等各方面的统筹协调；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要求；既要考虑当代人利益，又要顾及后代人的存续等等。其中，可持续发展政策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内部协调，其中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总之，具有科学发展观的公共政策目标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