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3月20日对罗斯进行专访后，时代周报在罗斯即将结束本次中国之行时再次对他进行了专访，在这次对话中，罗斯面对了更多的个人问题，尽管他并没有对每个问题进行彻底正面的回答，但还是让人感受到，在经历了人生第二次中国之行后，罗斯对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在中国，国家干预还是太多 时代周报：你是研究市场的，关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问题在中国经常引发争论，你觉得在一些方面如食品、房价或者股市方面，政府是否应该对市场作出干预？ 埃尔文·罗斯：如果你想长期控制价格，这是很困难的。在美国，举一个例子，如果股票市场的股价在短期内变动得非常厉害，有时候管理机构就会在几个小时内暂停交易，这样大家就能够在一些情况发生以后公平地获得信息，但是我想强调，长期控制价格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政府会选择这么做，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时代周报：政府主导的以大型公共项目的投资带动经济发展是不是当前摆脱经济危机最有效乃至唯一的方法呢？ 埃尔文·罗斯：这是一个老话题了，我不好多说中国的问题，但是在美国，目前我们的失业率依然很高、利率却很低，所以现在确实是一个借钱然后花掉的时候。钱从哪里来，一方面靠借，一方面靠征税，那么现在既然利率那么低，那么借点钱是应该的。 时代周报：长期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匹配着全球各种不同特点的市场，这也构成中国世界工厂的基石。但是如果未来中国最终失去了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那么什么样的市场可以匹配给中国制造呢？ 埃尔文·罗斯：我猜想在未来中国应该会生产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因为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提高，如果希望继续获得利润的话，就只能提高产品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承担起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不要把劳动力成本提高看成一件坏事，因为这个前提是中国的经济保持繁荣，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增强了， 这是好事。在中国长期有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就是经济的繁荣没有像很多国家那样惠及绝大多数人群。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经济繁荣了，人民的生活也变得繁荣，工资或者劳动力成本才会提升。要这么看，你们也许不需要太担心。 时代周报：改革总是一个热门话题，人们也乐于谈论中国的经济改革。那么你觉得从西方国家来说，从经济层面是否有哪些地方需要进行改革？ 埃尔文·罗斯：当然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比如稳定金融秩序，我们在金融市场方面遭遇了很多灾难，重建金融方面的各种规则就非常重要。当前银行得到了救济，但是我想大家肯定不会再去救银行。 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其实在于金融的稳定，而过去几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在监管法规方面的严重不足，这是需要改进的。比如很多公司明明不是投资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却在从事着投行或者保险公司的业务，这不是很荒谬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将国际化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你高中时期曾有一段辍学经历，你能够谈谈这段经历吗？ 埃尔文·罗斯：我，确实在中学的时候过得不开心。其实我也一直没有中断教育。我读了初中和高中，然后去了大学，接着一直读下来。所以也不能说我辍学。总之呢，我没有从高中毕业，这确实是事实。另外有趣的是，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接到了很多祝贺电话，其中就有来自那所中学校长的祝贺电话，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肯定比我年轻不少。但是我感觉自己仿佛还在那个时候，和自己中学的校长说话，这个感觉太有趣了。不过我想说，我不喜欢自己的高中，那时候有很多不好的回忆。 时代周报：近几十年来，东亚国家不断取得经济奇迹，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韩国的经济实力也很可观。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却没有取得过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埃尔文·罗斯：我想，现代经济学在二战以后主要在美国发扬光大。另外，教育机构和大学在这方面的作用非常大，而如你所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机构和大学。所以可能相比于物理学之类，顶尖经济学家更多地集中在美国，而不是如物理学研究那样历史更悠久，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得更好。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顶级经济学研究者也都在美国以外工作了。所以我想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会更加国际化。 时代周报：经济学奖真的会如此吗？以日本来说，2000年以后他们拿到的诺奖仅次于美国，但是日本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方面依然是零。 埃尔文·罗斯：可能你要说在美国以外的话，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获得经济学奖的学者还是出自欧洲，因为那里的学术机构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紧密。 时代周报：但是从实际来看，即使在欧洲也主要是英国人获奖。 埃尔文·罗斯：其实也有法国获奖者如莫里斯·阿莱，另外俄罗斯也有如列昂尼德·坎托罗维奇（苏联）。但我想美国拿奖多其实还是因为美国有最好的教育机构，全世界最优秀的研究者都愿意到美国研究或者教书。很多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俄裔或者法裔的，我虽然是个土生美国人，不过我觉得就美国诺奖得主来说，其实也是日趋国际化的。 时代周报：你认为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 埃尔文·罗斯：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吗？那你应该首先对大家如何工作，如何做生意产生兴趣。商业、交换、贸易等，就如同语言一样，是最基本的人类行为和活动。其可以溯源到我们有记载以前的历史了。 人们可能就是简单地和别人交谈，然后与别人贸易，也与别人合作，也与别人整合。所以一个人要成为经济学家，必须对这些人类行为和活动产生兴趣，认为其是有趣的、令人着迷的事情。或者更深入地说，就是对人类本身的兴趣所在。 时代周报：那么作为一个商学院的老师，你怎么看待赚钱和经济学的关系？ 埃尔文·罗斯：你要知道，人们觉得如果要赚钱的话，就要去读商学院。这个想法挺棒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想搞明白经济是怎么运作的或者各种人类行为背后的有趣东西，那么他们就去学习经济学，这也挺棒的，我觉得这就算是两者的不同了吧。 时代周报：那么经济学家们是否应该为这几年的金融危机负责或者道歉呢？ 埃尔文·罗斯：不，我不这么看。确实，我们现在日子过得挺糟糕的。但是，想想医学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100年前，可能大家因为医疗水平低，见了医生都怕，讳疾忌医。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医学做得很棒。但是我们不能治疗的病症还有很多，比如肾病。所以从很多病不能治的情况来说，医学也未必比100年前有质的好转，对经济学也是如此。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是未知的。其实经济学还是一个发展很初始的学科，没有很长的历史，我们才开始起步，就如同过去的医学一样。100年后，今天的医学可能看起来很傻，就如同今天的经济学那样，但是你不能忽略进步，因为你比过去了解得更多了。
关键时刻，莫言忘了带讲稿 时代周报：曾有中国的经济学家表示，自己不擅理财，做投资也以亏损居多。你觉得经济学家怎么面对赚钱理财这些个人问题？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会否让你困扰于被亲友们做理财方面的咨询？ 埃尔文·罗斯：（大笑）这方面还好，我的朋友还是颇为了解经济学家的工作主要是什么，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至于亲戚，他们也挺了解我的。 时代周报：对于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你们有接触交流吗？ 埃尔文·罗斯：说老实话，我们基本没有太多交流。因为莫言先生不会说英语，而其他获奖者还是能够用英语交谈。对于他的作品，我也只读过一本书（罗斯表示他确实不记得书名了）。不过有一个趣闻是，在晚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进行一个主题演讲，莫言先生事先应该是已经备好了演讲稿，然后他发言的时候拿出来读就可以了，在场也配备了一个翻译。不过好像他在酒店的时候把演讲稿弄丢了，结果就只能即兴发挥，不过这给翻译带来一些困惑。这是陪我一同前去的我的儿子告诉我的，他则是从在场的一位中国宾客那里得知的。 时代周报：那么对于另外一位来自东亚的诺贝尔奖得主，日本的科学家山中伸弥教授，你有什么样的印象？ 埃尔文·罗斯：我觉得他的研究成果非常棒。另外山中教授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所有的日本科学家都应该为福岛核事故向国民道歉。我想，我们美国科学家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