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将资本利得税视为对内地股市杀伤力最大的利空传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对政府强制干预政策的极度忧虑。虽然该等传言已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澄清,但也不是空穴来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本利得税本身是否合理，而在于现阶段内地股市是否具备了开征这一税种的条件。 简单地说，资本利得税是指针对资产转让差价收益征收的税种。顾名思义，只有在资产转让产生差价收益的前提下，资本利得税才能被征收。在股票市场，由于资产转让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获得差价收益，许多情况下是为了规避资产价格继续下跌的风险，因此，资本利得税不能在一项资产转让活动完成后并产生差价收益时即时征收，而必须采用清算的方式对一定财务期间发生的所有资产转让活动最终获得的差价收益予以事后征收。这也决定了股票市场资本利得税的征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确定税率的同时必须合理计算资产转让差价收益的扣除额，该等扣除额通常是资产转让差价亏损，但也应包括部分差价收益，后者顾及了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压力。 考虑到股票市场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不存在一部分人在获得资产转让差价收益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必须承担差价亏损，因此，资本利得税不是用来调节股票市场范围内利益分配的工具，而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这应当是资本利得税的本质。不过，如今人们在谈论资本利得税的时候，所看重的并不是它的这一本质，而是在强调它对股票市场活跃程度的影响，认为开征资本利得税有助于抑制市场的过度投资活动或所谓投机活动。这使得资本利得税有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功能。 为抑制内地股市泡沫状态（姑且不论是局部泡沫还是整体泡沫），有个别学者建议，政府应当取消利息所得税，开征资本利得税。坦率地说，这一建议缺乏起码的经济学逻辑。众所周知，取消利息所得税等同于减息，结果将吸收更多的储蓄，加大银行信贷压力，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导致更加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目前内地股市的局部泡沫状态与流动性过剩关系极为密切。从这一点来说，即使是为了抑制泡沫，也应当在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同时保留利息所得税。当然，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因开征资本利得税而从根本上抑制内地股市的局部泡沫状态，原因是资本利得税与流动性过剩之间缺乏足够的传导关系。换言之，只要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不能有效缓解，内地股市就存在出现局部泡沫状态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正常收益相比，发生在股市的资本利得有着不可预测的特征，因此属于高风险收益。由于资本利得税在投资活动中是以价格因素发挥作用的，因此，在内地股市尚处在初级市场阶段时期，过早地开征资本利得税将导致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 资本利得税在加大投资决策风险的作用以及抑制投资活动的功能，决定了几乎所有初级市场都不予采用。初级市场所对应的经济体绝大多数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其金融市场结构往往偏重于间接融资或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或股票融资在企业融资活动中所占有的比例极低。这一金融市场结构的弱点在于全社会融资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加上银行对企业经营活动缺乏足够的影响力，一旦企业陷入财务危机，银行体系首当其冲，由此形成危害极大的不良贷款。相反，直接融资的好处在于分散融资风险，并在投资者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必要影响力的前提下约束融资风险。应当说，不久前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关于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并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决定完全符合工业化程度越高直接融资比例越高的发展规律。显然，开征资本利得税与这一新的金融基本政策是非常矛盾的。 在我看来，过早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危害远不限于此，更大的危害在于这一针对资产转让差价收益征收的税种可误导或鼓励投资者专注于股票的买卖差价收益，而不是被投资公司的盈利能力。无论如何，股票的投资价值是由公司盈利能力决定的，确切地说是由未来盈利能力决定的。然而，股票价格的上涨以及相应的买卖差价可能是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增强的结果，也可能是其他因素的结果，比如流动性过剩或资金面过度宽松、内幕交易、财务信息虚假陈述、庄家炒作等。二者的区别在于，因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增强而出现的股价上涨是可以持续的，不属于泡沫状态；而其他因素导致的股价上涨是难以持续，往往伴随泡沫状态。 说得再明白一点，目前内地股市的投资风气恰恰就是过度关注股票的买卖差价收益而忽视上市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这表现在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投资者顽固地抱有图便宜心理，误以为只有低价股才是好股票，以至于低价股的大面积上涨迅速提高了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我相信，“2·27”股灾就是此前低价股大面积上涨惹得祸，令平均市盈率在极短的时间里上升到40倍。俗话说得好：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面对流动性过剩对内地股市的冲击，所谓的政府干预完全可以通过强化公司治理、打击非法交易行为、加快股票发行节奏等途径进行。在当前内地股市投资风气极不理性的情况下，加强投资者教育，提倡并鼓励上市公司预期市盈率研究，特别是在强制要求交易商向客户提供选择性的预期市盈率咨询服务方面，政府同样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