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月上海私牌拍卖价突破9万元，未来恐仍将上涨 3月23日，沪牌再度一鸣惊人。当天的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23589人争夺9000个额度，中标均价最终达到91898元。这是2003年上海拍牌制度定形后的历史最高价，被网友戏称为“最贵铁皮”。 此前的1月、2月，沪牌先后冲破7万元、8万元大关。3月14日，上海市相关部门发布“新沪四条”，表明将继续保持一定额度投放量、优化完善拍卖操作流程、规范二手车额度过户转让管理、深化研究相关储备政策，从而遏制车牌价格过快上涨。但在一周后的沪牌拍卖上，政策效力未有体现。 近年来，沪牌已不止一次因畸高的价格引发关注。事实上，私牌拍卖的合法性、合理性一直都受到质疑，乃至在很长时间，拍牌制度都被认为即将废除。而这个做法沿用至今，凸显的正是城市交通管理的困境。 越调越高？ 在上海工作5年，林剑的“奔头”一直是房子。2009年，他入手科鲁兹轿车的那个月，沪牌的平均中标价略高于3万元。他想都没想，直接把新车开回老家，花几十块钱上了浙江牌照。 那时，林剑觉得，3万块可以让他的买房大计向前小挪一步。但去年6月，上海为调控楼市而对“非沪籍单身人士”限购后，他的存款失去了变为首付的机会。 回过神来，林剑发现，沪牌价格已水涨船高，而更吊诡的是，在房价之后，调控一词又被政府用到了“牌价”上。“3月，沪牌已经9万朝上了，依照越调越涨的逻辑，4月恐怕会更高。” 看涨者不在少数。3月23日，新浪网发起一项调查，截至26日中午，共有2456人投票，其中90.8%的网友认为，沪牌破10万元指日可待；而认为“随着调控政策出台，下月将止涨”的投票者仅为5.9%。 其实3月初，沪牌价格持续数月追涨的局面已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并对原因进行过剖析：主因在于刚需太强；其次，投标者将二手车市场额度交易价作为参考基准，导致新增车牌额度的拍卖价与二手车额度的交易价相互传导、助推；再次，部分市民认为，私牌额度具有保值增值属性。 对症下药，3月14日，主管部门出台组合拳，其中，“限价令”的含金量最高，即二手车额度转让价格不得高于最近一次新牌拍卖的均价。该“铁令”已于25日落地，要求二手沪牌的交易价必须低于91898元（3月新牌拍卖均价）。 然而，3月26日，害怕“再不买沪牌就再也买不起沪牌”的林剑在上海中山北路二手车市场兜兜转转，遇上的几个经纪人最低开价94000元，最高96000元。对方还撂下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不能说越调越高，只是，这些政策未必能有很好的效果。”上海市信息中心汽车产业研究室主任朱君奕告诉时代周报，上海的汽车保有量目前已达到每2-3个家庭拥有1辆车的水平，从国际经验来看， 由于攀比心理， 这是汽车需求增长最强劲的阶段。现行措施可以控制部分投资需求，但无法抑制刚需的消费冲动。 而长期来看，有学者认为，沪牌价格上涨将是必然趋势。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冯苏苇告诉时代周报，“牌照拍卖的标的不是一块铁皮，而是一种永久使用上海道路资源的权利。” “上海、北京等城市目前都面临城市道路资源增长落后于汽车需求增长的困境，如果政府选择通过市场机制分配道路资源，由于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涨难以阻挡。”冯苏苇说。 不过，上海东昌汽车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国荣认为，10万元将是一个重要的关卡。因为，这是市面上多数普通经济型轿车的价位。如果沪牌突破10万元，将对首次购车者带来心理冲击。 “达到10万元后，沪牌会进入盘整期，而之后的价格走向取决于政府能否抛弃限价令这一类操作性较差的措施而出台具有实际效力的调控政策。”王国荣说 。 据披露，上海目前正积极研究“二手车额度纳入机动车额度拍卖平台”、“新牌上新车”等建议。而林剑最为担心的是一个已经开始被热议的对策—有关部门是否会效仿楼市，对非沪籍者“限拍”? “上海的私车额度拍卖一直受到质疑，如果为了调控车牌价格，政府又使之与户籍挂钩，争议恐怕更大。”林剑说。 废存之争 沪牌拍卖的争议由来已久。2008年3月，时任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副局长的五一还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私车额度拍卖只是过渡性政策，在公共交通逐渐完善后，将会逐渐淡化，直至最后淡出。 五一对“公交改善”给出了一个量化指标—轨交里程达到400公里、500公里。2012年底，上海轨交实际运营里程数升至454.1公里，但今年1月的上海交通情况通气会上，上海建交委副主任秦云强调，为抑制汽车保有量过快上涨，拍牌政策仍将施行。 至今，上海的牌照拍卖已“过渡”27年。早在1986年，拍卖发牌就开始试行。彼时，除了新加坡，全世界没有第三个地方做过尝试。 但2003年之前，拍牌制度的目的不明，常常被其他政策绑架。1998年初，为扶持本地汽车产业发展，上海对沪产桑塔纳轿车实行“车牌2万元起拍”的优惠，而非沪产轿车购买者的沪牌起拍价为10万元。对此，舆论一片嘘声。 2000年，上海打破贸易壁垒，沪牌额度开始无底价拍卖，适用范围为所有国产汽车。但当年，上海曾短暂出台“车房组合销售”措施，以低价销售甚至免费赠送沪牌的方法刺激房地产业。沪牌拍卖再遭质疑。 2003年，上海拍牌制度变革，进口车开始享受与国产车相同的待遇，两者的牌照额度合并拍卖，并且统一不设底价。这一规则延续至今，而政策意图指向“控制机动车总量”。 2004年，趋于稳定的拍牌制度又一次陷入口诛笔伐。是年5月，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上表示，上海的私牌拍卖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直到现在，以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律师为代表，法律界仍维持较为一致的看法：沪牌拍卖的做法与上位法冲突。 正因如此，2004年5月以后，上海坊间有关“牌照拍卖即将废除”的传闻长盛不衰。2010年以前，主管部门几乎每年都要通过媒体辟谣。 其中，2008年底至2009年初，传言尤盛。彼时，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务院出台《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各地清理不利于汽车产业发展的地方法规。 “当时，上海在上报给中央的文件中专门提到，由于世博会在即，为确保中心城区道路畅通，上海暂时不取消拍牌制度。待世博会后，将考虑替代措施。”王国荣说。 2010年12月，沪上的替代措施未有眉目，北京却在一片争议声中宣布摇号发牌。“北京的做法给了上海一个暗示，而去年广州也开始尝试车牌管制后，上海就不再重提替代方案了。”上海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时代周报。 两年来，京牌摇号场面火爆，最近一次（3月26日），18457个中标编码被近150万人争抢，中签率仅有1∶80。受之影响，二手京牌私下交易价水涨船高，2012年6月突破15万元。 “2012年之前，尽管沪牌价格屡创新高，但也维持在四五万元的水平，而二手京牌超过10万元后，上海的社会预期受到了很强的刺激，去年下半年，不少4S店及代拍机构就预测，沪牌会一路高歌，逼近10万元。”王国荣说。 据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分析，在近年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咨询会上，一些外国政要积极肯定了私牌拍卖的正面效应。比如，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克劳斯?托普菲就曾对之大加称赞，认可其为有效的交通管理措施。“这也促使有关部门重新思考拍牌制度的存废问题。” 3月25日，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必壮与时代周报分享了自己的看法，“目前，上海交通的拥堵状况比较严重，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未来的情况更不乐观。在公交服务水平还难以达到市民出行要求的前提下，若干年里，车牌额度拍卖政策仍需坚持。” 治堵王牌？ 无疑，违背上位法的拍牌制度之所以至今未遭废除，最大的原因莫过于政府部门认可它在控制机动车数量上所起的作用。毕竟，上海的汽车保有量远低于北京是不争的事实。截至2012年底，上海的机动车保有量为262.3万辆,是人口更少的北京的一半。 不过，这项制度的消极效应同样显著。例如，私车增量因为牌照拍卖而减少，汽车、钢铁等相关产业遭受影响；僧多粥少，沪牌价格越拍越高，引发争议；高昂的上牌价格促使部分上海车主异地上牌，造成上海财政收入流失及交通管理难题。 “从机制设计来看，政府可以使用的工具非常有限，只有调节牌照额度的投放量以及加强后续监管等手段，但这个制度的目标至少包含四项：第一，促使机动车增长维持在理性水平；第二，保证拍卖市场稳定；第三，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第四，维持上海城市交通的基本秩序。”冯苏苇说。
冯苏苇表示，上海的做法是通过调节一两个变量追求多元化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之间还互有冲突。比如，为了稳定拍卖市场，稳定牌照价格，政府必须增加额度投放，这就背离了控制保有量的目标。 冯苏苇认为，在拍牌制度下，四个目标永远无法同时实现，只能在某一阶段，政府将其中一项目标升格为政策主调，借助调节手段，直至舆论可以基本接受。但同时，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政府又需要调整“主调”，再去“灭火”。 按照这个理论，目前，由于沪牌价格持续上涨，拍牌政策的主调似乎正从目标一转向目标二。而有业内人士对时代周报表示，若侧重于控价，同时兼顾机动车总量控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若只追求价格目标，拍牌制度就丧失了立足点。 “我认为，既然政府采用了市场手段分配私牌额度，就不应以控价为目标，而要从控量的角度，进一步完善机制。”朱君奕认为，一部分车主抱怨沪牌价格过高，不仅是因为数值，更重要的是，他们支付的费用与获得的权利不相对等。 目前，常驻上海的外牌车至少有50万辆，在上下班高峰的四个小时里，他们被限制进入高架，而其余时段则享受和沪牌车相同的权利。 “正因如此，我们应大幅提高外牌车占用上海道路资源的成本，比如，按出行天数或次数收取拥堵费。”在朱君奕看来，上海在维持拍牌制度的同时，可以尝试放开沪C牌照。即，无力购买高价沪牌的购车者可以免费办理沪C牌照，并可凭此进入市区，但需要缴纳相应的拥堵费。外牌车亦参考此法。 “这是交通管理的一大趋势，不限制民众拥有汽车，享受科技进步的成果，但限制汽车的使用。”朱君奕说。 其实，早在世博会前，上海有关智囊机构就曾拿出多套替代牌照拍卖制度的方案，其中，类似“伦敦模式”的市中心城区“容积收费办法”就研究了三轮。这一对策类似于征收拥堵费。 但去年8月，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担心：收取拥堵费一方面未必就能减缓拥堵；另一方面则会明显增加生活成本，对上海的商务环境、投资环境带来影响。 没有更好的替代措施成为拍牌制度延续的重要理由，但它的不足在过去的运行中亦已彰显无遗。改良，还是改革，这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