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民币汇率压力的货币性因素背景分析 人民币升值压力固然有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一国特别是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本币会产生升值的趋势。战后德国和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伴随着经济迅速崛起，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相应的贸易顺差也随之扩大，贸易顺差增加带来了升值压力。但是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流动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越来越不直接。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货币因素更加明显。货币性因素对人民币造成升值压力，与当前的有关背景有关。 一、国际货币体系无序。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体系的浮动汇率时代。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制度缺使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但浮动汇率制度却将工业化国家从汇率固定承诺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不需再履行为世界提供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的国际义务。这些国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实施货币金融政策，不会顾及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但这些国家的货币还依旧是国际货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无情地替代着其他国家的货币及其资产。特别是作为世界本为货币供应国的美国，货币发行不再受到硬约束，常常利用自身的货币霸权地位通过利率和汇率政策向其他国家转嫁风险和责任。1985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日元在外部压力下被迫不断升值，成为日本经济泡沫的重要因素。2003年美国开始淡出强势美元政策，导致美元一路走低，同时把汇率政策大棒挥向中国，对人民币多次实压。在这种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选择钉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钉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致命缺陷是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易于受到大规模国际游资的冲击造成汇率压力，维持汇率制度的成本很大。 二、国际投机资本的膨胀。在无序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套利机会，再加上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投机资本规模迅速膨胀。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的增长平均速度是3.58%，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58%，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的速度，平均每年是13.67%。物流、贸易流的增长速度是生产流速度增长的两倍。资金流是贸易流增长速度的两倍，是生产流增长速度的四倍。与此同时，资金的运作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例如目前全球外汇交易量每天约2万亿美元左右。其中98.5%是没有任何贸易背景和生产背景的，纯粹是为了资金的交易，为了盈利和规避风险。2000年底，国际短期游资总额已超过7.2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总产值的20%，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正在不断膨胀。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冲击是巨大的，造成了严重的货币危机。“东亚奇迹”就是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以一场金融危机结束的。
三、世界流动性供给过多。布雷登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事实上成了世界本位货币，在世界上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不仅没有被动摇，而且由于摆脱了“双挂钩”制度，使得美元发行量不再有硬约束。但是美元的“特里芬难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国际货币正在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需要美元基础货币的供给随之增长，这事实上造成一个不断发展的美国收支不平衡，而另一方面，美国蓄意利用这种国际需求，不断地向外国输出美国的债务或美元，同时辅之以蓄意的贬值政策，来平衡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越来越扩大的资本账户赤字。现在美国对外的净债务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美国只能通过继续不断地输出美国债务才能继续保持美国目前经济的运行。而世界各国也必须继续不断地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进行这种融资，才能使世界经济继续运行下去，才能使其他国家的经济能够继续顺利地运行下去。在这种各国被美国“胁迫”的情况下，世界基础货币供给过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生产增长速度。2002年以来，世界货币每年增长高于10％，有时甚至达到25％，而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处于2％－5％之间。过多的美元供给，必然对其他货币造成币值压力，同时，巨额过剩资金必然要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对热点国家和地区形成冲击。 四、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控全球资金。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金融市场拥有无比的主导地位。2004年底，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从1997年的56%上升到64%；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也从54%上升到62%，美元在全球的贸易结算中的货币分布比重从58%上升到66%；美国占全球资本市场市值的52%，遥遥领先第二位英国10%和第三日本7%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乃至世界经济都具有调控作用，全球资金都会对美联储的政策变化保持敏感和产生反映，这就会对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由于美联储在决定美元供给时，并没考虑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关系，其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经常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监管有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近20年内世界金融危机的连续不断，与美联储利率政策不无关系。当每次美国经历了一个阶段性低利率时期开始转入高利率时期时，各类危机易发。这是因为低利率会造成美元货币扩张，产生资产泡沫，当提高利率紧缩货币时，各地泡沫被挤破。如8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结束低利率时代后提高利率，发生了黑色星期一以及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90年代初期美国又一次采取低利率政策，到了1995年推行强势美元政策、提高利率，相继发生了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目前，美元经历了2001-2004年长期低利率，世界流动性过度供给，房地产、石油、黄金、铜、森林资源价格处于历史高位。2004年6月以来，美国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连续１４次提高利率，利率已从1.00%猛升到4.5%，世界金融在积累。 五、美国的汇率操纵。通过操纵汇率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是美国的惯用歧俩。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贬值和升值，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美国国内的巨额赤字等问题。美国从美元升值、贬值的周期性循环中获得了巨大好处。据保守估计，目前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美国每年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达到120亿美元。同时美国还获得汇率升值贬值引起的价值财富转移：实行强势美元时，贸易逆差开始积累，各国以更高的代价逐步积累起美元资产；当各国美元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美元贬值，这些美元资产价值迅速缩水，美国贸易逆差减少，以较低的价格回收美元。70年代的美元汇率强行贬值直接导致了美国一手主导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80年代的美元汇率贬值成本主要由日本承担，而本轮美元贬值美国把更多的压力抛给了中国。 正是以上几种背景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全球金融性交易超过贸易等实体经济因素主导了汇率波动。人民币汇率也是如此，在这些背景影响下，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居民、企业、基金等微观主体的套利、避险、资产选择等经济行为对人民币的汇率冲击是明显的。因此，来自于实体经济因素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并不如来自于货币性因素的压力那么直接和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