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运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黑土地上的村庄，正赶上秋收的季节，家家户户门前、院子里堆满了刚刚掰下的玉米，一辆辆装满秸秆的拖拉机不时从坑坑洼洼的小路上开过。 的确没有什么不同，一如我在出发前想象中的寒冷、想象中的村间小路。一路上听着姜柏林对合作社的介绍，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一户农家小院前，一样的铁栅栏门、一样的玉米堆，唯一不同的是门前的两块牌子——右边写着“梨树县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左边写着“榆树台镇闫家村农民合作讲习所”，而姜柏林就是这个合作社的创办者。 “试验”进行中 在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记者看到了资金互助合作社的一张“贷款凭证”，上面详细记载了三个月前的一次贷款记录——“甲方：梨树县资金互助合作社，乙方：李辉。贷款日期：２００４．７．１０，贷款金额：叁仟元整，用途：生产用款，借款利率：７．２‰，还款日期：２００５．０１．１０”。在这张凭证的下方写有贷款人的身份证号，右下角盖有“梨树县榆树台镇百信农民合作社”的印章。 虽然资金互助合作社刚刚成立不久，但已经有不少农户拿到了这样的“贷款凭证”。孙凤琴告诉记者，她家今年需要买种子和化肥，可是没有多少钱，向银行贷款太费事，也没有多少希望；亲戚朋友借家里也不宽裕；抬钱（借高利贷）利息又太高，只有向合作社借钱最方便，利息还不高。 与孙凤琴有着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虽然贷款之前必须先入股，可村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村民张志学在合作社成立不久就入股２００元，他拿出了自己的“股金缴纳凭证”，还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入股２００元之后他最多可以向合作社贷款１２００元，也就是股金的６倍，而且他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投票权和年底分红的权利。如果是临时周转急用，只要１０天之内还清，他根本不需要付一分钱的利息。如果贷款不超过１年，利息也比银行低一些。更让他满意的是到合作社贷款随用随贷，非常方便，他认为很划算。 被姜柏林称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第二条道路”的资金互助合作模式，起源于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社员李丙玖的一次借款。社员李丙玖家里出现资金困难，合作社社员各家尽自己所能给他借了一部分钱，而且没有给李丙玖凑钱的社员也给李丙玖做了担保，大家签了字，画了押。根据李丙玖与村民之间简单的民间资金互助行为，姜柏林设计出了一套严谨的符合现代金融风险控制原则的资金互助合作社模式，并以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为依托进行试点。 “我的股权设置可以把民主和资本相结合，有利于资本供给方、资本需求方两者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姜柏林这样评价他精心设计的资金运作模式“一人权票制”。他将社员分为农民身份社员和非农民身份社员，资格股分别为２００元、５００元，农民身份社员每增加４００元增加一个投票权，而后者每增加１０００元增加一个投票权。为了规避金融风险，防止入股者控制合作社，章程中同时规定，单户投资股不得高于总股本的的５％。 寻找政策依据 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学习和开会的场所都是在理事长姜志国的家里。墙角一张油漆斑驳的木桌就是他们的办公桌，上面放着好几本中国农民大学函授教材。记者随手翻开一本《农户经营学》，上面的重点内容都被社员做了标记，其中一段文字被圆珠笔勾出重重的底线： “怎样重新建立互助互济的农村信贷关系：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户特别是个体工商户的贷款需求不仅在数量上要增加，而且在形式上也要求多样化。为此有必要建立与其适应的新型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依托于农村合作经济，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下，在广大合作社成员的悉心经营下，必将成长壮大和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坐在合作社理事长姜志国家的炕上聊天时，他突然想起什么，跳下炕，从抽屉里找出一本书来查看。他用手指着上面的一行字：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采访中，姜柏林和他的支持者们讲述了许多艰辛故事，而在不断求索的过程中，最让他们苦恼的还是寻求政策上的松动。让他们欣慰的是，政策曙光已经显现。在《梨树县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章程》的第一条就写道：“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支持农民在自愿和民主条件下，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组织和２００４年中央１号文件关于扶持农民合作组织精神……制定本章程。” 社员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不厌烦地查阅各种书籍上有关农民合作社的表述，为他们正在践行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寻找理论依据和政策突破，虽然他们自己坚信合作社是正确的道路，但他们更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强烈地希望这一模式能够更广泛地推广。 “这里我尤其强调的一点是必须与金融结合。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大的工商业企业要发展必有金融支持，农村也是一样。”姜柏林在创办了供销、生产型合作社之后，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姜柏林的理论中，“多种合作相结合的复合型合作模式”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模式。因为农民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环，必须有一个整体的制度来与之结合，单独一个方面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农村的情况是农民和供销系统、金融信用系统三者之间互相分离，成为三个主体了。合作社应该以专业合作为基础，但是必须走以农民为主体的供销、生产和信用三者相结合的复合型路子，才能发展壮大起来。 而对于监管者所担心的金融风险问题，本身就从事银行业监管的姜柏林认为，各地对打击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非常重视，而对于引导金融组织创新做得不够。虽然现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市场准入条件，但是真正的互助组织，完全可以承担起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责任，因为实质上它是完全建立在社员内部信用体系上的，对社会并不构成危害。 挑战“主力军” “有了资金互助合作社就形成了一种竞争格局，可以促进农信社改善服务，两者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可以互相补充。”这是姜柏林始终坚信的观点。他与合作社的结缘也始于一个关于农信社的课题。１９９７年，国家着手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出将农信社由“官办”管理体制转为“民办”，恢复其民间互助金融性质。时任人民银行四平市支行合作科副科级巡视员的姜柏林，开始接手一个关于农信社改革的课题。 姜柏林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找到许多农民和各种涉农的商人长聊。他发现，农信社能提供给农村的资金有限，满足不了农民的需要，而且由于缺乏竞争，农信社的服务意识比较差；农信社由“官办”向“民办”转变管理体制，需要农民向信用社入股，可是多数农民根本没有钱入股，即使有，也是少量的、单家独户的农民入股，根本没办法进入信用社的管理层或对信用社运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信用社还要考虑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当信用社面对作为个体的农民，只能支持简单的再生产，而要支持农民扩大再生产就很容易产生坏账。但是如果金融不能支持扩大再生产，农民的真正富裕就很难实现。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成了当时姜柏林的思考焦点。 他很快想到，假如能把这些资金集结起来，入股信用社，仅这一项，农民每年就可以向信用社入股１个亿，农民与信用社之间的联系会切实加强。１９９９年８月，姜柏林将这种“农民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互动”的模式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理论提升，写出长达２０多页、画满各种图示的《２１世纪中国农民合作经济主导模式》。姜柏林不甘心这个或许能推动中国农村全面进步的理论成果成为抽屉里的东西，他产生了用实践来检验这套理论的想法。 于是梨树县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便在２００１年夏天成立了，是一个以养猪为发展产业，通过合作运作机制进行管理，由农民向信用社入股，信用社给农民贷款发展养猪的经济组织。通过集体向信用社入股，社员则可以更多地获得贷款机会和增加贷款额度。这一模式被当地农信社称为“大联保”，很快得到承认并迅速推广。而如今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则将两者的“合作”关系完全打破，能否形成竞争还没有定论。
天色已晚，走出农家院，四周暮色沉沉，只有几处灯光星星点点，可我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力量在缓缓升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