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常常跟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约翰·司徒亚特·穆勒(J. S Mill)甚至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等连在一起，然而，在经济学说史上，他似乎并不享有与斯密、李嘉图、穆勒和凯恩斯齐名的声誉，恰恰相反，有时，他甚至还常常被惯以“不受欢迎的人”，或者“冷峻的悲观预言者”这样的恶名。其实，如果你阅读阅读马尔萨斯，你就会发现：马尔萨斯的这些“恶名”和“冷峻”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和学说就一无是处，恰恰相反，他是一位被凯恩斯尊称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的伟大的经济学家，是一位“两个世纪以来遭受误解最多的一位经济学家”。几年以来，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脑中和心中徘徊、游荡，然而，直到最近，当我看到一本名叫《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的书（由一位美国天文学家麦克·哈特撰写）时，我的内心世界才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强烈的、持续的共鸣。
在该书中，只有两位经济学家“名垂青史”，一位是亚当·斯密，一位就是马尔萨斯。作者的入选条件是“足以对历史进程产生较大影响的、影响范围足够广、时间足够长的历史人物”。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斯密无疑应当入选，因为他是第一个将经济学理论系统化的人，他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是每一位学习经济学的人们的必读材料。时至今日，经济学产生227年以来（自1776年以来），一谈到经济学，人们不能不提到亚当·斯密，这一点，我们谁也不敢否认。而马尔萨斯只所以入选，却颇令很多经济学行内人感到“意外”，然而，正是这个“意外”才给了我再一次认真阅读、印证我以上想法，乃至全面地回忆马尔萨斯对人类思想史的历史性贡献的好机会。1 马尔萨斯之所以入选，作者认为他对经济理论影响深远，他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作者认为经济学家根据他的《人口论》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结论，在一般情况下，人口的增长能够抑制工资的增长；二是，哈特认为，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还影响了象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等一代代的经济学家。单从这一结论来看，作者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这与经济学界大多数人的看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从我所阅读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无法得出跟作者相异的结论。比如，马尔萨斯不仅影响了李嘉图、马克思等经济学家，而且还影响了诸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弗郎西斯·普雷斯、理查德·琼斯、让·巴蒂斯特·萨伊，以至现代经济学的主流人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 再比如，他是凯恩斯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思想和最优化储蓄思想的革命性先驱，前者在他一封致李嘉图的信中（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Ⅷ，第184页）得到反映，“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们所赋予它的价值，供给越适合于需求，其价值就越高，一天的劳动就越能换来或曰带来更多的可支配的购买力……我非常肯定地认为，在实际阻碍生产和人口增长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于生产能力的不足”，后者则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中得到直接反映。 又如，现代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尔萨斯稳定通货需求管理思想的影响，弗里德曼关于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的观点，事实上也来源于马尔萨斯（参见杨晨：《论马尔萨斯与凯恩斯、弗里德曼的脉承关系》）。 还有，马尔萨斯还是提及微积分对于经济学有用的第一人，“道德方面与政治学中的许多问题似乎在本质上都是变化之中的最大与最小的问题，其中，总有一点，某种效应达到最大化，而在其两边，该效应逐渐递减”，这是马尔萨斯写于1814年的一本小册子《对谷物法影响的观察》的有关论述，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及微积分对经济理论有用的论述。其实，早在剑桥的时候，他的这一思想就已开始孕育了。当时，在他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就特别指出，微积分这样一门重要的科目在课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他愿意努力来掌握这门“严肃而高雅的知识”。在后来的作品中，他偶尔立论强调相关的平衡或者比例性原理，他发现这一思想不仅与经济学有关，“而且也贯穿了自然和人文学科的整个领域”。 还有，他也是现代地租理论的先驱，因为1815年的2月，先后有四本阐述级差地租原理的小册子面世，而马尔萨斯的《地租本质和发展研究》的小册子在此前的一个月就发表了，这不仅早于爱德华·威斯特、罗伯特·托伦斯和李嘉图。后来，李嘉图也慷慨地承认了自己的地租理论实际上得益于马尔萨斯这一事实。显然，如果没有马尔萨斯的地租理论，很难想象会有李嘉图乃至日后马克思等人的地租理论。 作者是一位西方自然科学家，他难免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是，他对马尔萨斯本人在经济学方面贡献把握之准确，确实令很多经济学圈内人士刮目相看。2
作者还认为马尔萨斯对生物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就大大超出了很多经济学者和学说史研究者的视界。比如，作者就注意到：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曾读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称该书为他们各自独立的自然进化论提供了重要一环的重要事实，而这一事实常常为经济圈内人士所忽略。为此，我专门阅读了相关方面的文献，比如，《物种起源》和他的自传，结果相关的资料基本上支持了作者的这一判断。1836年，达尔文完成了随“比格尔”号的环球旅行，在他旅行中的资料已经初步显示这样的信号：任何动物和植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有自己的演变规律，但是，当时达尔文还没有形成进化论的思想。1838年，当达尔文为了消遣的目的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后，他的思想豁然开朗，达尔文寻思到：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和几何级数两种思想显然只应用于人身上，它们为什么就不能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呢？由此，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的想法开始形成,通过将马尔萨斯的想法一般化，这样，达尔文和华莱斯以相同的方式发现了进化论的线索（原文为“In October 1838, that is, fifteen months after I had begun my systematic inquiry, I happened to read for amusement Malthus on population, and being well prepared to appreciate the struggle for the existence which everywhere goes on from long-continued observation of the habits of animals and plants, it at once struck me that these circumstances favorable variations would tend to be preserved, and unfavorable ones to be destroyed. The results of this would b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pecies. Here, I had at last got a theory by which to work”（Charles Darwin, 1876））。今天，虽然生物学家讨论问题时并不一定提到马尔萨斯，但是，大凡了解这一事实真相的人，还有谁敢否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自然进化论之间密切相关、相互影响这一事实呢？3 作者认为马尔萨斯是现代避孕技术的开拓者，他人口控制的思想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延续功不可没。也有人认为马尔萨斯提出的道德抑制包含着他或明或暗的对生育控制的认可，“弗朗西斯·普雷斯是最早从经济上为控制生育进行辩护的人之一，而普雷斯受马尔萨斯的影响很大，这无疑是说：马尔萨斯是生育控制思想的先驱”。但对于这一观点，我本人并不表示完全的赞同。 事实上，马尔萨斯本人是反对控制生育的，他认为孔多塞曾经暗示的这种抑制措施既不道德，在客观上又鼓励了人们的懒惰。他并未详细说明道德问题，而是强调了经济问题，他担心如果已婚者能够任意限制他们孩子的数目的话，那么，人类的懒惰就可能大大增长。普雷斯曾受到过马尔萨斯的影响，但是，他同样也受到过戈德文的影响，他是他们两个人的追随者和批评者，并且他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调和马尔萨斯和戈德文的观点。而避孕法——马尔萨斯将之归于邪恶的方法——恰恰正是戈德文推荐的另一种预防性抑制。 其实，人口控制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1697年，法国的哲学家皮埃尔·培尔的《历史批判词典》便预示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在该词典中，他就曾提到生育控制在16世纪已成为常识，而17世纪时已广为流传。据《百科知识大全》记载，世界上第一个公开主张用避孕的方法来控制人口增长的人是英国有影响的改革家弗朗西斯·巴拉斯（1771—1854），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马尔萨斯并不是人口控制技术和现代避孕技术的开拓者，而恰恰可能是其他。 19世纪60年代，宣传控制生育的人开始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者，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些人则被成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其实，这些名称和称谓或许是错误的，只不过是人口控制主义者在自己的主张上粘贴了马尔萨斯这个理论的标签而已。 尽管如此，但是，也许正是他“敲响了促使其他人赞成控制生育的警种”。此后，有关人口控制的思想在贴上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标签之后被发扬光大了。 从今天看来，尽管马尔萨斯的这些思想仍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因此，他错误地预言了人口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但是，由此而衍生出的人口控制思想的确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繁衍功不可没。如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无疑是每一位学习人口理论的人必读的专业文献之一。4 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尔萨斯一直被称为“异端”、“一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悲观预言者”。他的一生，几乎布满了与他人的辩论，与戈德文、孔多塞，与李嘉图，与萨伊，与那么多与他不同的人的辩论……，“这种状况也许与他冗长、罗嗦、津津乐道于问题的细枝末节有关，也可能与他在争辩中的好辩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有关”（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出版社，第95－96页）。 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与此同时，随着法国1789年民主革命的胜利，各国的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在此情景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提出来，便很容易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在《人口论》中，马尔萨劳动保护斯讨论的不仅是一般人口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争论中，他站在有产阶级一边，将劳动人民的贫困归咎于他们繁殖过多的人口。这一观点无疑迎合了有产阶级的利益，从而能为资产阶级所推崇。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马尔萨斯的立场，是《人口论》得以成名的社会阶级原因。但他的经济理论则与此不同。在经济问题的争论中，马尔萨斯常常维护土地所有者利益，站在土地所有者阶级一边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这种做法无疑会遭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对。李嘉图、萨伊等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正统经济学家，将马尔萨斯的理论看作学术异端，对之加以批驳当在意料之中。这是马尔萨斯的一般理论在当时未引起重视的社会阶级原因。 还有，他的理论屡屡落空，被现实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些都使他背上了“冷峻”的恶名，然而，我要说的是：这种观点颇显片面。以一个人的官职或绰号来度量该人常常会犯以偏盖全的形式主义错误，同样，仅仅从一个层面、从一个观点正确与否去评价一个人的历史贡献也许常常会扭曲和亵渎历史人物本身。马尔萨斯就是这样，在经济学行内，他似乎恶名满惯，永远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预言了人口发展的趋势，但是，被现实无情地抛弃；他提出了地租理论，但是，他的地租理论被批为不合时宜；他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思想，但是，提起有效需求，人们往往只想到凯恩斯；但是，也正是这个事实让他受到诸多经济学家的青睐，因为没有马尔萨斯就不一定会有他们的辉煌；在经济学之外，虽然有关的行业内人士对他了解甚少，但是，这岂能掩盖他的卓尔不群的思想影响和人格魅力本身。正如哈特博士在该书对他的评价的那样，“尽管马尔萨斯主义并没有立即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他的建议却从未被人们忽略，他的思想也从来没有因此而消失”。这无疑是告诫人们：考察一个人的历史性贡献，不仅要考察他提出的观点、理论正确与否，同时，还得考察他的观点是在什么样的时代和条件下提出的，当时的时代背景怎样以及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如何这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列宁曾经告诫人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0页），因此，我以为：无论是看待古人，还是看待历史，我们应该更多的报着学习的态度，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从一开始就批评的态度。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 Samuelson）有句老话，“每当出现新的社会潮流或科学发现时，那些早先的思想常常为人们旧话重提”。而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也曾直言：“所有伟大的思想都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被视为异端邪说受到嘲笑，第二阶段遭到激烈的反对，第三阶段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我发现：也许只有这样，一个理论、一个人只有通过多次的反复或上下颠簸，我们也许才能验证它（他）是否应该被载入史册，是否应该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人）。如果我们依据以上的观点来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牧师的话，我发现马尔萨斯其实并不冷峻，说不定还笑容满面。
（[美]麦克·哈特著：《影响人为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海南出版社，2001年8月，27.8元；[英]马尔萨斯著：《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10月第一版，11.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