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世界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动下，随着国内现代职业经理阶层的逐渐形成，以及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公司搁浅、倒闭事例的时有发生，科学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上海这样的工商业大都市的公司企业中，开始兴起崇尚和推行以科学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管理。它们对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以及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传统工头制、包工制式的管理模式
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公司企业中，现代公司制度形式上是建立起来了，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内部管理仍旧沿袭和采用传统工头制、包工制式的管理模式。其中荣家企业“文场”、“武场”并行的管理体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所谓文场、武场指的是一种带有极浓厚传统色彩的生产管理体制。以荣家企业中的申新纺织无限公司为例，在申新早期的管理体制中，企业的生产管理被分成文场和武场两个分立的系统。文场的职责主要是管理人事、考核记工、统计、劳动工资、交通运输等，管理人员多是由股东推荐、介绍，或由总办、经理聘请而来的职员，总负责人称为总管，下设各车间、部门的领班、副领班，领班下有专管女工、童工的拿摩温、童工头等等。一般情况下，领班不直接接触工人，而必须通过拿摩温、童工头管理。 武场的职责主要是机器安装、维修、保全、试验等生产技术工作，负责人称为总工头（总头脑），其地位虽在文场总管之下，但却统管各部门的头脑，掌握着武场的管理实权。总工头以下是各部门的机工头目（头脑），各部门头脑之下再按生产过程分设机工小头目，又称值班，直接管理机工的生产劳动。 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纱厂文场、武场管理系统示意图 －－拿摩温－－女工 ―－文场：双领班－－领班―― －－童工头――童工、小工 厂经理――总管―― －－武场：总头脑――头脑－－值班――机工资料来源：《茂新、福新、申新系统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36页。 文、武场分设的最大问题是在同一个生产单位中形成了衣钵相承，专靠实践的机器匠的“武场”，与专重理论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文场”相互对立、有如鸿沟的两个管理系统，造成了文职管理人员与生产技术工人的隔阂和对立；实际形成了武场强悍于文场、工头独霸、垄断管理以及基于传统基础上的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人治”局面。此正如资料所记载的：“武场头脑的权力是很大的，机工的进出与工资的多少都由头脑掌握；同时厂里生产技术管理权也操在头脑之手，如车速的快慢、原料、成品的质量检验等全由武场头脑管，文场职员是管不到的”，“车间里生产技术，如调牙齿、操作方法等等的改变，都归机匠头脑掌握；至于人事方面，任用或解雇工人，也要通过机匠头脑。头脑手上有一批人，别人不好随便进厂工作。文场领班是厂方任用的职员，但他们只管些记帐、统计等事务工作，生产实权则操在机匠头脑手里，领班是不能过问的。” 文武场制度产生的关键是职业管理人才的缺乏。文职管理人员不懂生产技术，同时又缺乏正规化培养的专业技术人员，生产技术管理只能以“包工” 的形式委托凭经验工作的大小工头。 同为荣家企业系统的面粉公司，实行的是被称之为内场、外场的工头制管理系统。企业中的下麦间、清麦间、机器间、打包间、堆栈间、修机间等部门称之为内场；上麦、下粉的搬运部门称之为外场。内场、外场各部门都设有一个被称为“头脑”的工头管理本部门的工人，头脑之下有的部门还设有小领班，直接管理工人。内场工头中以机器间头脑，即面粉师权力最大，不仅掌握面粉的生产技术管理，还握有机器间工人的工资、招进和停生意的权力。外场的工作主要是上麦、下粉，它们都由外场工头以包工的形式向公司包揽下来，其所管理的工人具有更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荣家企业之外，同时期国内其它地方的纺织公司也多采用类似的工头制、包工制的管理方式。如华新纺织总公司的天津华新纱厂创办时，由华新股东杨味云介绍无锡人蒋自赓与华新订立包工合同，实行包工制度，工厂按标准供应原棉、物料，煤斤及一切设备，工资的大小，用料的省费，公司不问，厂内用人行政之权，亦归承包人。每出一包纱，公司收取若干管理费。蒋自赓从上海、无锡招来熟练工人、机匠工头，又从邻近县份招来大批廉价的艺徒，于1918年正式开工。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国纱厂一般实行工头制，实权操在工头之手。机器的维护则依赖所谓老柜的机器匠。而工务长与车间管理员，只是管理事务与记帐员耳。” 与工头制、包工制相联系的是用工管理中严重的乡族、亲族等人身依附关系。仍以前举的荣家企业为例，在工头制、包工制的管理模式下，各部门的工人都由工头分别统治，该部门工头是哪里人，工人也多是哪里人，各部门工头自成系统，其管辖下的工人也形成一种地方性的帮派势力，各帮派间互相倾轧、排挤。工头任意克扣工资，恣意勒索、打骂工人。企业内各车间比较重要和工资较高的岗位，不是与总工头或各车间工头有如帮会、师徒、亲戚、家族等等特别关系的人难以出任。 大小工头通过工头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传统的方式实现着对工人的实际控制和管理。 工头制、包工制也存在其它行业的公司中。如长江航运业中，在民生公司创办以前，当时的轮船运输业，包括外商轮船公司对航运船只普遍实行将轮船上的驾驶、轮机、航运三个部门分别包出给人管理的，被称之为“三包制”的管理体制。同时在客运方面，除“大餐间”以外，“官舱”、“房舱”、“统舱”等出包给大买办，由大买办邀集二买办、三买办、管事、头脑、厨工、茶房等承办，共负盈亏。由此形成公司之船“无一非包办之船”， 船上各类人员分兵把口，营私舞弊，一切人员的任用都由各部门工头自行定夺，由此而在同一艘航船上形成三个各以工头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它们各施其政，各有成规，公司无法对其实行统一管理，流弊极大，既影响收入，又不易管理。 文场、武场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式管理基础上的的管理体制设置，最显著的特色是整个管理是以有经验的人，即以工头为中心，而不是以管理制度为中心；这就造成了管理中的两大特点，即“人治”的特点和“经验唯上”的特点。同时也造成和加剧管理体制中的分立和离心的倾向。由于工头式的管理，工头与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工头会将自己管理的范围和工人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工人也会形成是对工头负责而不是对公司负责的观念和行为。这样在管理上就会形成工头对公司负责，工人对工头负责的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格局。如高家龙所指出的：申新九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棉纺厂，但迟至一九三七年，厂方对劳工管理却并无发言权，全厂的一千二百余名工人仍为契约劳工，受工头的完全控制。” 即使这种体制在早期的公司中有其出现和存在的理由，但它在本质上是与现代公司制度化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是格格不入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必然会被改革。 对传统以“工头”为中心的管理体制的改革起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工头”制妨碍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应用，限制了企业生产力发展。从1924年起，荣家企业从申新三厂开始，尝试改革工头制。荣德生先后聘请一批原在日商纱厂工作过或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等专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到申新三厂担任技术工作，在遭到武场工头的强烈反对后，荣德生采取了新老两派分头管理的办法，将生产效率较高的英制纱机交由工头按原来的体制进行管理，而将生产效率较低的美制纱机交由新进厂的工程师、技术员管理，并从行政到技术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其结果是生产效率大大赶上并超过工头管理的先进设备的效率。荣德生遂推广改革，取消了过去封建式的手工工场管理方式，把过去设的总管、文场、武场，由头脑（工头）、领班直接管理生产，监督工人的组织形式一律取消，建立了由技术人员负责的保全部、考工部和试验室等新的管理机构，实行行政、技术统一领导。各厂以至车间都实行了由工程师、技术员负责组织生产、管理工人。对原来的领班、工头用辞、歇、降、调等办法予以处理，统一了全厂的行政、技术管理。 时人对此举的评论是：“厂内工程管理，多由工程师，工务主任、公务员等任之，已无文场武场之别。权责既一，纠纷自少。虽尚未达科学管理及工作合理化之阶段，而于论工论货工资之厘订（并条、粗纱论亨司，细纱论木棍及重量计算工资），以及工人之训练考核（招募生手工，由教师就指定机台，专事训练按期考试），均有相当改进。” 取消工头制，改为以职业经理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管理体制也同样发生在其它纺织企业和其它行业，如无锡的庆丰纺织厂、丽新纺织印染厂，经过一阵反复和周折，终于革除了原来工头制，实现了现代化的工厂管理。 再如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后，就以过人的胆识断然摒弃“三包制”，实行经理负责制下的“四统一”。即总公司任命船经理总揽船上事务，经理对内向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即在公司任命的经理统一管理下：船上一切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船上财务、业务由公司统一掌握；船上材料、油料由公司统一定额配发；驾驶部、轮机部分别由船长和轮机长统一指挥。这就将船上的全部权力集中于总公司，为统一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奠定了基础。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在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工头制、包工制式的传统管理体制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其实质是企业在形式上已经采用了公司组织，但是管理体制仍然因袭或者说建立在传统理念和模式的基础上，没有表现出一种相应的管理体制上的创新。用建立在传统理念和模式基础上的管理体制来支撑现代的公司制度，这既是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真实所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变迁艰难性的具体表现。其次是管理队伍的问题。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演进中会出现工头制这样的管理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准备不足。在公司制度兴起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公司还无法实行以近代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为中心的现代化经营管理；即使公司高层管理已经实现专业化的职业经理阶层，中下层级管理人员和管理队伍的形成仍然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主义的技术工头＋管理上的包工头模式的管理势必就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当公司制度演进到到20世纪20～30年代，实行科学化管理的各项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以推行科学管理为中心的公司管理制度上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然。 二、科学管理兴起的背景 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动下，随着国内现代职业经理阶层的逐渐形成，以及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公司搁浅、倒闭事例的时有发生，科学管理对于公司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30年代初，近代中国的公司企业，特别是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工商业大都市的公司企业中，崇尚和全面推行以科学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管理的阶段。公司组织的内部管理，以及现代公司中的会计制度等等已经得到企业界的普遍关注。 首先是社会各界的推动。30年代初，全国工商会议通过《提倡科学管理法以期达到实业合理化案》的决议。1930年中国工商管理协会成立。1931年1月实业部咨请各省市政府，依照该办法召集各地工商界领袖人物，组织科学管理协会分会，以谋普及和推动科学管理。据该议案，关于科学管理法，由工商部通令各省市政府主管工商行政各机关，召集工商领袖组织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分会，研究科学管理法实施方案；由工商部令行各业各厂，就可能范围规定工作标准，对于超过标准之工人，按期给以奖金；由全国工商会议发表宣言。一致赞助科学管理方法之研究及其实施。关于实业合理化，由中央政府特设全国实业合理化研究会，以研究全国经济之整个计划为目的；全国实业合理化研究会由主管及有关实业行政之中央各机关，如建设委员会、财政、工商、农矿、交通、铁道等部，以及各学术团体，如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中国经济学社。中华农学会，全国职业团体如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各机关团体、劳工团体代表组织之，研究会经费。由中央政府拨给，并由工商部指派部员并聘专家为筹备委员筹备之。 其次是职业经理阶层形成对科学管理的推动。就公司职业经理阶层与公司的现代科学管理而言，现代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职业管理人才和职业经理队伍的形成，同时职业管理人员和职业经理阶层的形成又能大大推进公司的现代科学管理。 在近代公司企业的职业经理阶层中，大致上有三种类型人员最容易接受和推行现代科学管理：一种是从海外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他们最为崇尚现代的科学管理，而且又受过系统的专门训练；另一种是在国内接受过正规的近代教育，也十分容易接受新式的科学管理；再一种是虽没有受过正式的近代教育，但却能够接受新思想、新理念，并且又有实际的经营才能者。这方面可举的事例很多。最典型的事例如从美国学成回国的 穆藕初最早向国人介绍和引进了美国的科学管理制度――“泰罗制度”，并在他创办的德大和厚生两纱厂中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再如曾在英国、法国攻读过经济学、财政学，并取得商学士学位的徐新六，1920年进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23年即升任副总经理，1925 年又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而浙江兴业银行之所以聘请徐新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国内的民营银行已陆续开始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其中，先行一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为实行了新的科学管理方法，营业面貌焕然一新。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期待受过西方正规专业教育和训练的徐新六也能够以崭新的管理方法来改进原有的旧经营方式。而徐新六自进入浙江兴业银行后，确实也积极向董事会提出各项建议，推动和促进了银行业务的拓展，使得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的管理更富朝气、更具效率。 再如荣家企业创始人荣宗敬并无受过多少近代正规教育，但在实践中也深深体会到了推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性。1931年4月18日，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召开第六次聚餐讨论会，荣宗敬在讲演中国纺织、面粉两业经营上之困难及其救济方策时即大声疾呼，“纺织、面粉两业，关系我国社会经济至巨，年来与日、英、加拿大诸国竞争，日见剧烈，艰难备尝。推其原因，则税项负担过重，交通梗阻，运费过昂，原料品质不佳，工厂管理不合科学方法，实最为重要。挽救之策，端在改良棉产，减轻捐税及运费，并励行科学管理数端。” 再次是现实生活中，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公司搁浅、倒闭事例时有发生，更加深了人们对于推行科学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如“耀徐公司创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创办人为张季直、端方等。资本额为规银八十三万两。初聘英人福斯德为工程师，三十二年开工。…．至三十四年，李少穆接任经理，改聘奥人维斯德为工程师，管理失当，直至宣统二年，遂致蚀本停工，迄今未能恢复。” 再如名重一时的汉冶萍公司，有学者指出：“国内矿业经营者，具高深学识丰富经验人士固有之，大半仍为旧式商人，小矿且每为城镇中之店主与士绅，采冶及管理均属“外行“，是以科学管理在中国尚为一学术名词，未见实施，庞大之汉冶萍尚因管理不善，成为一笔糊涂帐，更不当责诸小矿经营。”正因如此，有人认为，“我国以往各种企业的失败，失败于管理的成分恐怕要比失败与技术的成分多些。” 三、科学管理的兴起及其成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管理得以在公司企业，特别是诸如上海这样的工商业城市中得以逐步推行，其中最早采用现代科学管理并且取得较为显著成绩的当推上海康元制罐厂股份有限公司。 康元印刷制罐厂成立于1922年，1933年9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早在1927年项康原任总经理后即开始参照东西各国经验，在国内率先采用近代的“科学管理法”，对原有的管理方式了进行全面系统的变革。在管理体制及机构设置方面，“总经理负责全厂经营管理，并设协理、襄理等辅助之。其下设有正副厂长各一人，依总经理之意志，执掌总务处一切事务，行使总务处之一切职权。总务处之下分部凡十一，如印刷部、制罐部、储栈部、会计部、教育部、美术部、化学部、医药部、文书部、统计调查部。以上各部等则在厂内，营业一部则在厂外。每部中再行分股。股之多寡，盖随每部事务而定。如印刷部则分书画、制版、落石、印刷、包装、检查六股；制罐部则分制模、制罐、包装、检查四股；教育部则分管理、晨校、自治、图书、卫生、俱乐等六股；会计部则分总账、清账、出纳等三股；储栈部则分铁皮、油墨、模型、器物、杂料、罐听、花铁等七种栈房；至于营业部内，则另设总务科，该科中则分营业股、定货股、交际股、收账股、账务股、文牍股、收发股、庶务股及司库等。此外更有收发股、送货股、庶务股等名。虽曰股而直辖于总务处，与各部、各股互相联络。若部、若股皆设一长为之领袖而统率之。而印刷、制罐两部，更设技正各数人，为之辅导而备咨询。总务处中设有计划室，凡全厂一切改进计划，皆出诸该室。” 同时，企业内还实行一套成本会计制度；实行岗位劳动定额，制订产量质量标准，规定了较为合理的工作标准；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并建立起了一套生产计划、产品开发、成本核算、设备维修、营销策略等一系列合理化管理体系。1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称康元制罐厂“有完善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科学管理，著称国内”。 与康元制罐厂推行科学管理齐名的还有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印刷出版公司。30年代未实行科学管理前，公司组织分为印刷、编译、发行、研究四所，“采用军队式制，所长总揽一切事务，下设部长、股长、课长等，承上司之意旨，办理一切。惟厂内人数众多，职务复杂，管理方面极感困难。自实行科学管理法后，对于该多组织，系将原有事务改设事务、工务、设计三系。每系各有主任一人，主持本系一切事务。该厂自改组后，职权分明，办事较前顺利。”《实施科学管理法工厂之调查》一文称：“商务印书馆为国内出版界之巨擘，抑且为国人自办工厂中最宏大者之一。此主规模广大之公司，其事务之繁复，管理方面之困难，百倍于小规模企业，自无待言。非用科学管理处理一切，决难求进步。常人每谓国人缺少经理大规模公司之才能，究其实，一般经理不知引用科学方法为管理之助，谓为中国大规模企业失败之一重要原因，亦无不可。今者商务以工厂领袖之资格，进而实行科学管理，主其事者，又为社会公认之学者王云五氏。观其计划与进行之井井有条，将来成功之期，自属意中事。其影响于中国工商业之前途，必极伟大无疑。” 自康元制罐厂，商务印书馆等企业率先引进和推行科学管理后，效果显著。上海许多公司企业纷纷仿行，终于在三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个推行“科学管理”的热潮。相当一批公司企业都逐渐建立起一些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机构。如中国化学工业社在行政总管理处上建立了设计委员会，实行有计划的统制，使产销适度。企业的各科室和制造、营业并列，均直隶于总管理处之下，收实行统一管理之效再如美亚织绸厂在企业管理上运用科学的管理办法。在30年代初就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企业管理方法，有企业领导人和技术骨干联合组成的设计委员会，有组织及办事细则，有各项规章，有薄记规程，有工程标准。这些规章制度条分缕析，纲举目张，适合现代的社会环境，使美亚织绸厂的管理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水平。德大、厚生纱厂用现代化的报表制度替代传统的管理办法。所创制的报告式样为众多的企业所采用。五洲大药房“如人工分配，工作之联络，成本之计算，该公司亦莫不采用最新的科学方法”。 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行新式簿记即新式会计制度。因为完善的会计制度，是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新式会计制度引进中国之前，在中国的企业中通行的多为传统的一本流水，一本总清，上收下付的单式薄记。在近代早期的公司组织中，一部分企业仍然沿用了传统的上收下付的单式薄记，另一些企业则采用“四柱结算法”或清初发明的龙门帐。因此，在早期的公司企业中，成本核算、财务管理等等都还是十分不规范的。如大生纱厂投产之初的1899年，在对每件纱的单位成本核算中，生产费用中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但是却列入了应该是作为利润的官利和股息。 即使如荣家企业这样已经具有很大规模的企业，仍然沿用旧式簿记。“银钱之出纳，票据之保管，似无一定手续。发出票据，并不经负责人员签字，而收入票据则经职员私行兑取，存入私折，事过月余，方经发觉者有之；因职员疏忽将收入票据投入废纸篓中者亦有之。此等现象虽属不常有之事，但理财缺乏统制，殆难讳言。该公司支用浩繁，然从无一预算制度。申新以如此大规模之企业，成立至今十有余载，不独各厂未经施行一种适当之成本会计制度，即总公司之财务会计制度亦极不健全。年终决算时，总公司之资产负债状况、损益情形未见有一整个之报告。同时，财务科有财务科之旧式薄记，会计科有会计科之新式帐册，工作重复而结果仍不完善。至于各厂之会计制度，均各自为政，极不整齐，会计科目亦不统一。对于出品因无确实之成本计算，故全由估计，而估计时又乏标准，咸以意为之。如遇淡月，则将存货价格提高；如遇旺月，则将存货价值减低。固定资产之折旧，向未计入成本中，是以各厂之盈亏殊不准确。” 然而，近代公司组织，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同时又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形式的企业，由于其经营范围广，业务活动频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企业要编制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财产目录、公积金，要有年终决算，股东红利分派议案等等。所有这一切，传统的中式薄记显然是难以担当这个任务。因此，新式会计制度，即西方科学的借贷记帐法，首先开始在公司企业中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同时现代会计师制度也在中国应运而生。1918年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部会计师制度的行政法规――《会计师暂行章程》，谢霖领到了第一号会计师证书，并在1921年与秦开等会计师一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 随着新式会计制度的引进和推广，在当时中国的工商企业中，实际上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会计办法：第一种是传统的中式簿记，它们大多为传统的旧式企业所采用；第二种是改良后的中式簿记，它们多为无限公司、中小企业或者商业企业所采用，如采用无限公司组织形式的荣家企业在传统中式簿记无法适应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时，就采用了这种改良的簿记形式； 第三种则是西方的借贷记帐法，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以及股份有限公司大多采用这种新式的会计办法。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科学管理的兴起，新式会计制度对于公司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南京政府实业部接受上海会计师公会的呈请，按照全国工商会议决议案，开始了全国统一的新式会计制度的推行。 著名会计师徐永祚氏提出改良薄记方案，并编写了《改良薄记概说》，在五洲大药房、中英药房、集成药房、太和药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华成烟草公司、中南烟草公司、中和烟草公司、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闸北水电公司等五十多家较大的公司企业试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上海还开改良中式薄记展览会，三天内参观者达1500余人。各界学者、名流和计政领导，或亲临参观题词赞扬，或函电祝贺，形成一个改良中式薄记运动的高潮。1934年、1935年，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先后编辑出版了由各行业富有会计工作实践经验者编撰的两集《各业会计制度》，第一集为商业会计制度；第二集为成本会计制度。这些会计制度，以各该行业中实行的制度为蓝本，结合学理和撰写人的个人体会而拟订，虽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同一行业间会计核算和成本计算的规范化。 30年代以后，在近代中国的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工业公司中已经较为普遍地采用了西方借贷记帐法的新式会计制度。其中实行较早的如著名的汉冶萍公司，公司创办之初采用的是传统的单式簿记，每年结帐，由厂矿各计盈亏，报告公司汇编帐略。但自1919年1月起即用复式簿记代替单式簿记，统一编具企业的财产目录、损益计算书、贷借对照表。公司经济状况由此而可以一览无遗。 再如成立于1933年的中国国货公司，公司从创办之日起就摒弃改良中式簿记而采用了西方借贷记帐法的新式会计制度。货物每天进出都有各项报表记录，货物管理有帐有物，帐物相符，即使不盘存货也能按月编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计算书。公司经营盈亏，业务管理利弊得失在帐目上的反映一目了然。 其他如上海著名实业家刘鸿生经营的章华毛纺织厂、上海水泥公司、大中华火柴厂，为了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甚至不惜高薪聘请一流的会计专家为企业设计会计制度。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诸如上海这样的工商业大城市中的大中型股份有限公司，在财务会计制度上几乎都已经完全实行了近代化的资产负债管理。每年出具的财务报表已经完全是标准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损益表。以新亚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为例，现存的史料表明，从1928年起，公司在年度决算报告中即规范地列有贷借对照表和损益计算书，1933年以后，进一步改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计算书。资产部分：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递延资产、无形资产、其它资产；负债部分：短期负债、长期负债、各项准备、资本项目、年度纯益，规范、整齐，显示出了很高的财务管理水平。 四、科学管理推行中的中国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在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提倡和推行从西方社会引进的科学管理，从一开始就并没有一味的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而是根据本国以及本企业的情况，灵活的加以运用，力图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科学管理之路。很多积极实行科学管理的公司企业将西方管理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做法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及近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崇尚以企业为家的团队精神、奉献精神，形成了一种东方式的管理文化和管理制度。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推行科学管理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各具有企业自身特点和特色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并由此而成为企业管理制度的思想核心。如新亚药厂、民生公司、永久黄、永安公司、美亚绸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新亚精神、民生精神、海王精神、永安精神、美亚精神、海光精神等等。 如卢作孚认为民生精神使得“公司於思想、於方法，从总经理起，一直到水手茶房止，都有同一的精神”，称“民生公司的基础不是在百余万资本上、几桩事业上、几十只轮船上，乃在这种精神上。” 这种根据本国国情和企业特点，变通灵活地应用西方科学管理法的做法，就象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在总结第二次实施科学管理法的成功经验时所说的：“我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盛行的工商管理，虽甚赞同其原则，却不愿整个接受其方法，一国有一国的工商背景，一国亦有一国的社会特点，善学者当师其精神，不必拘于形式。我在商务印书馆施行的管理方法，即本此旨” 应该说，这种以汲取、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为基础，同时又以推行和实践现代科学管理为目的，力图走出一条具有东方以及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之路的尝试，对于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从现存的史料观察，近代中国公司企业推行的科学管理主要还是集中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工商业大城市的一些大中型的工业公司中，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企业来说，传统的、家族式的管理还是具有较大的市场；而且即使是在大中型的工业公司中，科学管理的推行也并不一帆风顺，而是遇有很大的阻力。如康元制罐公司在推行科学管理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强烈的抵制，几乎酿成工潮。商务印书馆同样也因为“实行科学管理法，以致引起全体职工反对，形势甚为严重。”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公司企业在推行科学管理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程度。 五、简短的结论 中国近代企业最初发生于自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内部管理很大程度上还是官僚衙门式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民营企业逐渐兴起，但是直到20世纪前20年，即使是在荣家企业这样规模极大的近代企业，以及诸如长江航运这样的近代新兴运输行业中，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落后的工头制、包工制式的管理模式，这一基于传统的管理模式从本质上看，终究与近代企业是格格不入的。20世纪30年代初，在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下，自康元制罐厂，商务印书馆等企业率先引进和推行科学管理后，上海企业界终于出现了一个推行“科学管理”的热潮。相当一批公司企业都逐渐建立起一些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组织机构，它们对于企业制度的完善以及推动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海作为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点，不仅是近代中国企业制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企业科学管理的发源地以及最积极的推动者。尽管从总体上看，在当时上海众多的公司企业中，真正全面实行现代科学管理并且卓有成效者可能为数仍然有限，但是它们毕竟代表了中国民族企业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积极探索具有中国自身民族特点的企业管理的有益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