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上世纪90年代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热潮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地区合作的巨大热情，然而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长期以来总是难以深入，这引发人们的深思，出现诸多争论，一种倾向认为是亚洲价值阻碍了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本文首先对经济一体化的实质进行了探讨，认为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其进程必然与这一区域的价值基础有关；其次在与西方价值比较的框架下分析了亚洲价值的价值，在于其开放性、学习性和包容性上。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亚洲价值对于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指出亚洲合作的落后性一方面源于人们盲目赞美欧洲区域合作模式的误区，另一方面在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受内外不利因素影响所致。亚洲价值并没有阻碍亚洲的经济一体化，相反，它是塑造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的基础。最后本文提出为促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洲价值尚需完善之处。
关键词：亚洲价值 西方价值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引言：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
经济一体化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盛行于全球的区域性贸易安排，其主要表现形态是广泛存在的各类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果给出其国际经济学的定义，就是“单个的民族经济在制度上结合为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①]。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经济一体化所强调的是单个民族经济体在制度上的结合，这种结合对于单个民族经济体而言，往往意味着国家主权的让渡，而一体化组织则通过成员国让渡的主权来对成员国进行有效的管理，并通过一体化组织对外的一致行动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维纳于1950年提出的关税同盟理论，它从理论上论证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必要性及巨大福利来源。而欧盟[②]的组建则是几乎同时伴随这一理论的实践。经济一体化在战后共经历了两个繁荣发展的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指战后初期50 -60年代盛行于全球的区域性经济贸易安排，第二个阶段则是指出现于80年代、盛行于90年代的另一轮全球经济区域集团化浪潮[③]。由于其所带来的巨大利得，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一开始就没有减弱其迅猛发展的势头。
但经济一体化并不是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唯一称呼，国内学术界一般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化”、“世界经济区域化”、“世界经济集团化”及“经济区域化”、“区域化”等这些概念来替代。而在国外学术界则多以地区主义这一称谓，但地区主义与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地区主义首先是一个有着地缘色彩的国际政治经济概念，它常常是一些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为了发展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与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同时对于地区主义含义的争论也很多[④]，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了地区主义在当前所引起的关注及理解上的不一致性。
如果细致观察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战后的发展，就会发现，一体化已经越来越偏离最初维纳所定义的为获取一体化的贸易创造利得了，特别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出现的小国以不利条件加入一体化引发人们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⑤]，利益的获得是不是一体化的主要目的？如果是，那么这种不一致性又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考虑当前学术界对于一体化的另一种思考可能会理解这种利得的非同一般的意义之所在：即地区主义所强调的地区性已经不是简单的地理意义的地区了，而是一个类似“国家性”和“民族性”的概念了。马克斯和沃尔夫冈曾对欧洲经济共同体使用了“放大的民族主义”一词；西尔斯也曾明确地把建立诸如欧共体、拉丁美洲地区市场等集团这样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延伸的或扩大的民族主义；程人乾则把以欧洲共同体为载体的西欧各国联合叫做“联合民族主义”或者“聚合型民族主义”[⑥]。显然，源于“制度上结合”的一体化越来越强调“民族性”了，这必然涉及民族、文化与思维方式。
重新审视现实中的一体化发展，欧洲板块与美洲板块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发展，但领全球经济高速增长风气先的亚洲板块在区域合作上仍然是一盘散沙，在既往的分析中，多数学者都不但倾向于把亚洲（主要是亚洲太平洋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归于亚洲价值的推动，也倾向于把亚洲区域联合的问题也同样归于亚洲价值，“成也亚洲价值，败也亚洲价值”，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之后，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是亚洲价值观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亚洲价值观究竟在亚洲的经济增长与区域联合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和西方价值观相比较，亚洲价值观是否真的阻碍了亚洲的经济联合？如果是，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发展它，使其能成为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而非阻力。这些就构成了本文的研究。
二、亚洲价值的价值： 一个比较框架
“亚洲价值”这一概念兴起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它与上世纪后二、三十年东亚[⑦]各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具有密切的关系。东亚中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眩目成就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韩国、日本都曾深受儒学的影响，“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则属华人社会，而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则正是儒家文化的摇篮。也许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学的深厚影响这两种现象在这一区域的不谋而合，让人们对于二者的关系浮想联翩，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亚洲价值便成为热门话题。然而什么是亚洲价值呢？如就其所涉及的地理区域而言，指东亚受儒家文化薰染的国家或地区。关于“亚洲价值”的思想内涵，阐释得最为清楚的，当是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白皮书中提出的五大原则：1、国家先于社会和社会先于个人；2、国之本在家；3、国家、社会要尊重个人；4、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5、种族和睦与宗教和睦。简言之，“亚洲价值”就是李光耀先生所概括的：“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今日美国报》1994年9月16日)[⑧]。“亚洲价值”的提出，是有其深刻背景的，由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近代西方的价值观念在此之前主宰了世界数百年之久，这种价值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公平的，而亚洲价值区别于西方价值的关键在于，它旨在昭示和凸显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化有其独具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方向。但随着对亚洲价值的理解和争论，其意义已经开始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一般的认识是：亚洲价值的表述反映的是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强权的反抗及如何有效的保护自己，由此有人由“亚洲价值”这个词而推想其涵义为：一，我们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二，亚洲人的价值标准要比近几百年来主导世界，也主导了亚洲的西方价值标准优越；三，今后人类的价值观应当以亚洲人的标准为标准。并指出这样的理解同最初提出亚洲价值的意图是一致的，但不免夹杂一些骄矜的成分[⑨]。这样的理解也许是基于有人认为亚洲价值的提出者李光耀对于这一概念是一种文化推销的形象出现的，并认为这一做法并不好，因为“在文化推销上，李光耀先生的方式仍然是西方式的，即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推销给别人”，“实际上蕴含着一个思想：亚洲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崛起，在现在与未来似乎世界将进人‘亚洲时代’，似乎应当推销亚洲的文化和价值”[⑩]。这种理解并不确切，因为要理解一种价值的价值，不能仅从某一特定的价值本身出发 ，而必须置于比较的视野。
具有精深和复杂体系的西方文化，既包括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也涵盖以启蒙运动为主的近代资产阶级传统，它将两种具有分裂甚至互斥性质的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溶为一体。科学理性精神所导致的工具理性主义使我们确实已经找到了全球一体化的技术手段，但它显然并不是全球一体化的价值基础，因为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应用取决于人文精神对科学精神的支配。而“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实质主要是个人主义——尊重个人的价值、权利和幸福……西方文化最成功的地方之一是，以微观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建立宏观上的民主和法律秩序”[11]。显然西方价值的关键在于强调平等，强调个人能力的发挥及从这种个人能力中获取利益的权利，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的公共机制，这便是西方社会强调的市场体制的精髓。由于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与核心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对支撑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价值理论的演替来观察西方价值的倾向性，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弟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他第一次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此后，经过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古典劳动价值论得以完成[12]。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建立了“均衡价格论”的理论体系，认为商品的价值或价格是由商品供求双方力量的均衡来决定的。均衡价格论的建立一方面使西方经济学避免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毁灭性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使西方经济学走上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然而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论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相互否定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市场价格形成的基础是价值，均衡价格论则生动地描述了市场运行的现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市场表现。上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论——知识价值论，美国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13]。这种观点发展的极致是一些人甚至认为知识经济的到来已经把劳动从生产系统中给抺除出去了，已经不能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了，而应该用知识价值取而代之[14]。梳理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我们发现，西方价值的意义并不在于这种价值本身，而在于这种价值能否为资产阶级服务，“西方价值只是其谋求利益的最冠冕堂皇的手段”[15]。西方价值的核心及西方价值的发展总能适时的寻找为其利益辩解的手段，众所周知，知识经济是上个世纪90年代爆发于美国并随之为西方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但由于知识存量并不对称，其利得就必随之不对称，鼓吹知识价值论正是传统西方价值的正统指向：扩张西方利益，且为此而不惜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可见，西方价值本质上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在处理国家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或处理西方国家之间关系时，强调权利平等为前提的相互制衡，但在处理同其它弱小国家的关系时，则根本不谈什么平等问题，它强调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原则”，是西方国家的先发展优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传统，它不可能成为人类生活共同观念基础的价值，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局限于群体范围的价值，或称群体价值。
经济意义而言，一种价值的存在价值应该是它的开放性、学习性与包容性，西方价值显然不具备这一点，与之相反，亚洲价值恰恰具备这些要素。首先是亚洲价值的开放性，亚洲价值的开放性可以从APEC的地区开放主义体现出来，APEC的地区开放主义，主要是指非歧视原则：“亚太地区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将不仅仅是APEC经济体之间，也将是APEC经济体和非经济体之间障碍的减少”(《大阪行动议程》)。亚洲的开放主义虽然是指其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方面的非歧视原则，但显然与这一地区奉行的价值观念有关，亚洲价值虽然强调为“我们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然而这只是针对其本土性而言，它并不由此而使自己囿于一隅之地，以开阔的视野看待自己在整体世界中的位置与所应做出的努力。而且这种开放性的非歧视原则与WTO所倡导的非歧视仍有不同，WTO所强调的是“成员国之间”，而亚洲则强调与“非成员国”之交往，这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西方价值的封闭性更是有根本不同。其次是亚洲价值的学习性，亚洲价值的学习性亦即其发展性，亚洲价值所推崇的国家先于社会和社会先于个人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虽然目前来看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在西方国家也是家常便饭，但在亚洲却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经济体制，本质而言它与西方所推崇的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但我们却看到了亚洲国家在前期的发展中经济体制所进行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便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绩，但是这种市场机制的引入是经过本土化的改造的，是在仍然强调政府干预对于经济的主体作用的前提下发挥市场的力量，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日本及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是亚洲价值的包容性，包容性则体现在亚洲国家的区域联合中，例如东盟地区一体化中的“东盟方式”[16]没有建立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强调的非正式性、强调主权的绝对平等，这其实是体现了东盟合作方式以其包容性来照顾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符合东盟国家政治文化传统，而且这种方式在亚洲以后的区域合作中并没有被抛弃，从东盟初建时的六国，到扩大至现在的十国，再到“10+1”、“10+3”乃至APEC基本上都是沿着这种方式的前进的。
亚洲价值的开放性、学习性和包容性完全不同于西方价值的盲目自大和固步自封，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呼唤全球一体化的价值基础时，二者高下立判。当然，对于亚洲价值而言，目前仍然存在许多尚待改进的地方，尚不能成为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李光耀2001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在谈到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时也曾说：“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了，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寻找亚洲区域联合的价值基础。
三、亚洲价值对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意义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是一种特有的方式，被冠之以“亚洲方式”、“东亚方式”或“亚太方式”。这其实是以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坚持通过非正式协商来达成全体一致原则为核心的“东盟方式”的扩大与发展，东盟方式要求东盟在组织和决策上具有非正式性、非强制性的特点，不谋求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强调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追求国家间的绝对平等，从而使东盟被塑造成了一个松散、灵活的地区组织。这种特有的组织和决策方式是东盟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从亚洲此后的联合来看这种思维方式在其中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冷战后，东盟自身得到了扩大，又通过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并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同中国、日本和韩国建立“10+1”、“10+3”机制，加强了东盟内部以及东盟和区外国家的经济、安全合作。
显然东盟方式的形成是以亚洲价值为基础的，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人们并没有觉得这种方式有什么不妥之处，相反，多数研究认为正是亚洲价值所生成的东盟方式是这一地区经济得以超越常规发展的根本所在，而且“亚洲各国经济的成功坚定其对自身文化与民主模式的信心”[17]。亚洲金融危机出现后，对亚洲价值的批评甚嚣尘上，认为亚洲价值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而事实是，这次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经济，而不可能是文化哲学思想，虽然后者也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一些西方观察家对于亚洲模式批评的同时，也连带否定亚洲价值了”[18]。亚洲价值的确对经济发展模式及经济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经济体的运行却不在它的控制之下，如亚洲价值强调“家长”的权力，它实质上是强调一种集中的机制，这种机制即是集体主义，然而这一机制由于没有发展起一套制约家长政权滥用权利的办法而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如专权与腐败等，但这些都是在于亚洲价值框架之外的。换一个角度来考察此次危机，缺乏一套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来应付突发危机事件，是人们从此次危机中获得的深切感受。亦即是说，更为紧密的区域合作已成为亚洲各国的共同课题，亚洲金融危机也成了东亚加强合作的加速器。1997年之后，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都把加强地区紧密合作做为重点议题。日本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先后提出多种模式的经济合作。在韩日东北亚经济自由贸易区的提议无法得到韩国的热情回应的情况下，转而与新加坡谈判，并于2001年10月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也与东盟于2002年11月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中、日、韩之间，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也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接触，同时东盟也在不断强化自身建设。
目前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滞后现状主要是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上的误区，人们在谈及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总要将其与欧美特别是欧盟的一体化进行对比。众所周知，欧盟从创建伊始就“矢志为欧洲各国人民之间日益紧密联盟奠定基础”并“决心以共同行动消除分裂欧洲的障碍”（《罗马条约》）[19]，它已于1999年底成为了一个经济货币联盟，其终极目标也许正是象德国外长菲舍尔所言：以“核心欧洲”的方式使欧盟最终成为“联邦制国家”[20]。欧盟的一体化正如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所定义的“说服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行为转向一个新的中心的进程。这个中心的组织机构拥有或要求掌握对已经存在的各民族国家的管辖权”[21]，显然这种方式是基于西方价值的，它并不适于亚洲的一体化，而大多数人的评价亚洲的一体化进程时，往往将其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相提并论，盲目赞美欧盟模式并以其为标准限定自己的发展方向，这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必须基于本地区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寻求适于自己的道路。二是亚洲区域一体化的特定发展阶段，欧洲的一体化起步远远早于亚洲，而亚洲真正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实际是始于金融危机的[22]，同时这一区域还存在诸多不同于欧洲一体化的内外环境，内部环境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亚洲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它使经济上的合作变的困难；其次是多样性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也制约了各国对区域合作的认同性；再者是这一区域虽存在文化上的雷同，但并非同质，实质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特征[23]，如日本不认同自己是亚洲国家而是把合作的重点放在欧、美区域，中国的“大国意识”，及东南亚小国的小农经济等。外部环境关键在于美国，美国和日本的过于紧密的经贸关系及美日战略联盟牵制了日本在本地区的合作，而中美关系的复杂和微妙也分散了中国的地区精力，特别是包容了美洲、澳洲在内的APEC合作框架也干扰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24]。
可见，影响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因素不在于亚洲价值，而正相反，正是亚洲价值促成了亚洲区域联合的现今成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一体化正处在一个紧要发展的时期，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亚洲价值对于地区合作的意义，至少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快各国各地区的结构调整，提高区内经济的互补性。亚洲各国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全球贸易体系的自由开放，但这必然会对国内经济进行补充，带来新的专业化分工趋势，同时我们注意到亚洲区域内贸易在整个亚洲贸易中的比例仍远远低于西欧内部贸易在西欧贸易中的比例，这要求提高这一地区的经济互补性。为此，各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必要的，而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各国的互动，即在充分考虑各自特点的前提下，建立起相互适应的体制。亚洲价值的包容性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与基础，各国各地区要充分吸纳它国的优点，并容纳它国的差别，最终达成地区内具有相容性的互补结构，为进一步的地区联合打下体制基础。
第二，如何约束地区大国。经济一体化离不开政治与安全方面的合作，观察欧洲的本体化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一点，但亚洲在这方面显然有所缼失，这一地区的安全结构是一种由大国关系所造成的单边与双边并存的结构，大国的傲慢与过于强调自身安全对于地区整体观念难以兼顾。同时，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上是按最初东盟六国初建时的模式运行的，在其扩大及整体亚洲的联合上存在诸多局限，需要进行改革，正如东盟秘书长Rodolf C.Severino先生所说：“随着新国家的加入，东盟自身的改革显得更加紧迫”[25]。这要求强化亚洲价值所奉行的集体主义，强调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应该将地区利益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这种强调不是片面削弱大国在地区安全中的积极作用，而是如吴作栋所言：“亚洲国家应警惕内向、排他性的区域经济”，因为“内向、排他性的区域经济会造成地缘政治、各国争夺稀缺资源等不稳定因素”[26]。
第三，正确处理与世界其它经济体的关系。全球化与区域化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共生共荣”[27]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关系已经由最初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发展为国家与区域的关系、区域与区域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区域的联合和发展就决不仅仅是本区域的事情，而必须考虑同其它经济体，特别是其它区域一体化的关系，我们在上面也分析过亚洲联合中来自美国的障碍因素，事实是，亚洲的合作步伐与来自于亚欧合作的推动具有重要关联[28]，而东盟地区论坛（ARF）的成立和发展也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有关。亚洲价值的开放性和学习性完全能够建立起与其它区域合作的有效机制，避免竞争与对抗，在促进本地区内各国经济进步的同时也同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①] Peter Robso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n". 4th -1itnnR nil tl-1aP. 1999. n. 1
[②]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涉及四个关键性的条约：1951年卢比荷国家与法国、（前）西德、意大利三国签署的“欧洲煤钢联盟”（ECSC），一般认为这是欧洲一体化的奠基性文件；1957年《罗马条约》，由此建立欧洲共同体（EC）；1991年《马斯特里赫条约》，并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后欧共体更名为欧洲联盟（EU），2000年底的《尼斯条约》则是欧盟实现东扩的里程碑式文件。按WTO的惯例，每一个区域性安排条约在WTO内部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显然上述这些条约是指同一一体化组织的不同阶段。在下文中，我们在分析欧盟不同发展阶段时均用欧盟一词代替。
[③] 张煜：对新地区主义的一些理论思考，《国际经贸探索》1999.6。但也有人认为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参看王庭东，论东亚新地区主义，载于《当代亚太》，2003年第1期。
[④]有关讨论可参阅：Andrew Hurrel，“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eds.:“Regional Organia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7~73.；Minerva Etzioni，The Majority of One:Towoards a Theory of Regional Compatibility(Beverle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70).
[⑤]可参阅白当伟，陈漓高：区域贸易协定的非传统收益:理论、评述及其在东亚的应用[J]，《世界经济研究》，2003.6
[⑥] 参看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于《欧洲》，1999年第二期。
[⑦] 东亚的概念比较宽泛，不但包括东亚也包括东南亚，研究意义所限，本文所定义的东亚是指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及东盟诸国在内的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而形成具有一定稳定且相近文化底蕴的区域。下文所谈的亚洲的这一概念也仅限于这一地区。
[⑧] 转引自张海晏：“亚洲价值、西方价值与全球价值”争论的实质，载于《当代韩国》，1996年第3期。
[⑨] 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载于《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2期
[⑩]文心水：面向未来的文化思考-亚洲价值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于《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1]孙美堂：西方价值危机与新帝国主义———伊拉克战争的文化解读，载于《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2]马克思使劳动价值论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体系，发展成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从根本上质疑了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但资产阶级古典劳动价值论不论对于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建立，还是对于后期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13] [美]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年2月第1版
[14] 参见潘慧然：西方价值理论主线索的回顾与思考，载于《理论月刊》，2001年第9期。
[15]徐长福：西方利益与西方价值——五四运动80周年的思虑，载于《理论与现代化》，1999年第5期。
[16] 陈寒溪：“东盟方式”与东盟地区一体化，载于《当代亚太》，2002年第12期。
[17] 李路曲：“亚洲式民主”述评，载于《当代亚太》，2002年第期。
[18] 王锐生：亚洲价值与金融危机，载于《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9] 戴炳然译：《欧洲共同体条约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65页。
[20] 菲舍尔于2000年5月12日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演讲，转引自杨逢民，张永安：欧盟东扩进程及其困难，载于《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21]Ernst B.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1950-195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p.16.
[22] 可参阅梁云祥，赵天：东盟地区论坛的功能与作用探析，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期。
[23] 可参阅陈显泗：多元化：东南亚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载于《学海》，2001年第2期。
[24] 参阅刘光溪，余盛兴：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新动态及我国的因应策略，载于《国际商务研究》，2003年第2期。
[25]Rodllf C. Severino,《ASEAN, rises to the chanllenge》，The ASEAN Secretariat.p208.转引自梁云祥，赵天：东盟地区论坛的功能与作用探析，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期。
[26]新加坡总理：亚洲区域一体化面临三大全球化挑战，http://news.vnet.cn/guonei/2003/11/02/1324899.shtml.
[27] 参见张煜：共生现象——新地区主义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载于《国际贸易》，1999年第6期。
[28] 参见张蕴岭：东亚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载于《当代亚太》，2002年1期。
（原文载于《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中国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