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大领袖的消亡
1、偶像的黄昏
偶像的普遍式微被认为是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而在过去的历史中——包括蛮荒时代、古典时代和现代，偶像一直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领袖，包括企业领袖是人们膜拜的最大的世俗对象。这一对象被赋予了超凡的色彩，从而进一步将人们引入迷途。
后现代是一个偶像的黄昏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企业领袖模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后现代企业领袖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不具备超凡的色彩，已经不再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尽管在他的领导过程之中，仍然需要个人魅力，甚至需要更超群的个人魅力，但是他已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领袖形象——他祛除了罩在传统领袖头顶上的光环，不再扮演先知、至大者的角色。
在古希腊神话中，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刻起飞。在后现代的黄昏，当偶像的太阳落山之际，一个真正的思想的时代到来了。这是对企业领袖空前的挑战。后现代境遇下领导的难度和复杂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时代：在一个不迷信权威，而又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企业领袖必须永不停息地思想，他必须是一个开拓者、梦想家和实践家。
2、后现代领袖模式转变
后现代企业需要更加伟大的领袖，他能够带领企业由平庸走向卓越。但人们应该屏弃那些传统的陈腐的观念，以为领袖都是熠熠发光的人；人们还应彻底清洗自己的头脑，祛除有关领袖的刻板印象，以为领袖就是那些能言善辩、长袖擅舞，甚至是手段高超、翻云覆雨的人。其实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否认，在任何时代都需要闪亮的明星，但现实生活中那些能够创造千秋大业的人却并不一定如我们想象的一样。我们必须放弃“大领袖”的观念，在后现代，“大领袖”的观念已经成为时代的逆流。
吉姆·科林斯在《基业常青》一书中，介绍了金百利公司总裁达文·史密斯的事迹。这位带领金百利公司由平庸走向卓越，曾经创造出令3M、惠普和通用电气相形失色业绩的企业领袖，却是一个羞怯、不善言谈、甚至显得有些笨拙的人。当然，我们不是说后现代企业领袖都应该如史密斯一样低调、内敛，而是表明在后现代境遇下，企业领袖在本质上已经失去了曾经有过的超凡色彩。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其1998年出版的新著《管理的新范式》一书中指出，管理在今天应该超越X理论和Y理论，重新定义管理的范围；管理在今天不是对人员进行管理，而是在引导他们，传统的命令和控制式管理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合时宜。因此，迈克尔·哈默在《再造公司》一书中指出，要全盘否定过去100年以来的组织模式及思想基础。哈默所说的“过去100年以来的组织模式”无非是指现代企业的组织模式。而真正完成这一革命，首先需要企业领袖模式的彻底转变。因为任何企业的革命首先都要从其领头者开始。
从绝对权威到相对权威
领袖模式同样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在现代及古典时代，理性具有绝对的权威，领袖与理性一道被神化了。这是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体系所导致的历史性后果。
后现代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等人颠覆了形而上学和西方文明的理性大厦，然而他们颠覆的只是绝对和唯一的理性，相对和多元化的理性仍然是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后现代社会的相对、多元理性模式决定了其权威模式。从绝对权威到相对权威的转变既是思想史演变的结果，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事实。这是后现代领袖模式转变的基础、核心所在。
事实上，在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所构成的经典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后现代领袖模式已露端倪。因为，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在通过各机构的设置来力避集权。
但是，尽管现代公司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尝试通过各种力量的相互制衡来避免权力的集中，它的领袖模式仍然没有发生彻底的转变。不仅现代公司的总经理是高度集权的，而且它仍然是一个命令者和控制者，因而具有绝对的权威。
而后现代企业的总经理是一个引导者和帮助者，是教练或导师，他的权威不是通过职位和权力来体现，而是通过能力和影响力来体现。
从虚假的大领袖到真实的小领袖
在后现代社会，传统领袖的思想根基被彻底颠覆了。建立在绝对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领袖模式，如同理性本身一样是不牢靠的。传统的大领袖是一个梦想，是乌托邦，是后现代企业的海市蜃楼，是一个美丽的泡沫。他的虚假表现在：
他塑造了超凡、完美、理性的和绝对可信赖的形象，而事实上是平凡、残缺、癫狂和不可信赖的；
他看起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任何人颐指气使，而实际上不能够把持丝毫权力在手中，因为权力从来就不是可以把持之物，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人所拥有；
他高举真理的大旗，自诩为黑暗中引路的灯盏，而实际上他自己也是迷途的羔羊；
他披着高尚的外衣，以伟大星辰的形象呼召众人，而他真实的景况可能既卑劣又无耻。
因此后现代企业呼唤真实的领袖。后现代企业领袖打破了传统领袖的全部虚假与“伟大”，他看起来平凡而真实，与传统的“大领袖”相比，他是“小领袖”。但是，由于他完成了健康的领袖人格的塑造，因而是真正伟大的领袖。后现代企业领袖的伟大之处在于：
他平凡、有缺点、相对理性的和相对可信赖，因而是真实和可亲近的；
他把权力看作是身外之物和危险之物，他关注事业而不关注权力，他懂得权力从来就不是可以把持之物，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人所拥有；他总是尽可能把权力作为礼物赠送给有能力的部属；
他承认能力超凡的自己也是有限的，因而需要和部属一道去面对复杂的境遇，而不是独自承担所有压力。
从纯粹技术型领袖到人文—技术型领袖
正如现代是一个盲目崇拜工具理性的时代一样，现代企业也充斥着对机器—技术文明的迷恋。而作为现代企业代言人的现代企业领袖无疑更是工具理性的化身。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企业领袖大多为工程技术出身的原因所在。
在一个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祛魅”的现代世界，技术能够迅速地带来财富，因而拥有技术的人就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使得技术权威很容易获得成功，他们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与此同时，在为技术而技术的思想洪流中，工具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企业乃至国家都把技术视为至高无上的神明，使得人类文明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怪圈。现代文明的这一特点造就了一代纯粹技术型企业领袖。由于企业领袖直接从事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活动，因而对工具理性的迷恋更甚于政治领袖。
而在被大卫·格里芬等人称之为“返魅”的后现代世界，技术虽仍然能够迅速甚至更加迅速地带来财富，但是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片面张扬技术理性的破坏性后果。在对工具理性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人们拾回了被自己遗忘已久的人文理性。人们评判财富的标准发生了转变或对财富的理解得以复兴。政治以及企业领袖都开始转换面孔，以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
后现代企业领袖可称之为人文—技术型领袖。因为后现代在超越现代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抛弃现代，而是在保留现代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扬弃。同时，由于时代的种种变化，纯粹技术型领袖已经不能适应后现代社会的复杂竞争环境，而纯粹人文型领袖往往缺乏实际操作能力，于是，人文—技术型领袖便应运而生了。
从鲨鱼式领袖到海豚式领袖
现代管理模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经济时代，并以等级制、权威和控制为其主要的存在基础。而在后现代时期，这些存在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今天的知识革命迫使商业经营采取日新月异的新方式。属于工业化时代的垂直组织、指令与控制等观念正在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外援型、规范最小化、网络、多种多样的其他组织形式等概念。
有人把21世纪的管理描述为“海豚式管理”，这虽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概括，但却十分形象。“海豚式管理“的实践首先需要一大批“海豚式领袖”。这种管理范式和领袖范式无非是对后现代管理及后现代领袖的形象化描述，它展示的是后现代企业领袖的领导风格层面。
不管你承认接受与否，21世纪的企业领袖范式都发生了彻底转变。在“返魅”和人性回归的后现代社会，企业领袖的领导风格也变得更富有人性。这种人性化的领导风格是建立在“大领袖”范式终结基础之上的——一种平民化的领导作风，与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文化所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