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政治干扰导致绿色GDP报告无限期推迟
二、绿色GDP呼唤新的经济观
三、回归东方人的经济观
四、经济观念领域的拔乱返正
政治干扰导致绿色GDP报告无限期推迟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3月联合启动的项目，正式名称就是‘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研究’，这有正规的文字报告。为了便于理解和推动，才被大众称作‘绿色GDP’。”
绿色GDP包括资源经济核算和环境经济核算两大部分。资源经济核算包括矿物资源、森林资源、耕地资源等；环境核算主要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本核算。在传统GDP里扣除这两个部分后就得到绿色GDP。目前，环保总局和统计局开展的只是环境污染经济核算，只是绿色GDP中的一部分，还没有包括资源经济核算、完整意义上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对于推进绿色GDP的意义，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指出三个方面：了解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为污染减排决策提供依据；找出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部门和地区，有利于对症下药；为环境税收、生态补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王金南说：“目前，许多地方仍然唯GDP至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要进行绿色GDP核算，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绿色GDP呼唤新的经济观
新的发展观，要求我们树立新的经济观，要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高度，重新认识“什么是经济”以及“如何发展经济”等基本问题。
在我看来，绿色GDP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经济观，树立这一新的经济观，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经济”的本质内涵的回归。
伴随着中国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而来的诸多日益深刻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表明，从工业文明开始盛行至今的西方经济学，在基本哲学观念上存在严重的误区。
绿色环保运动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本质上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对于工业革命以降的旧的经济观念和经济哲学的一次自发自觉的修正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劳动和创造实践，归根到底应当是服从和服务于“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归根到底都应当是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都应当是有利于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促进人的生命利益。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不难发现，从工业革命流行至今的西方的经济观念，就其哲学的根基看，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可避免和不可克服和局限性，这里简单罗列其表现如下：
人们过度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强调金钱至上，强调甚至刻意刺激消费，导致消费主义盛行，却轻视人类的精神追求、文化需要和道德价值，其结果是经济越来越发达，消费时尚浪潮澎湃，但人们的精神越来越空虚，社会的道德越来越混乱。
在资本力量和意志的主宰下，人们过度重视机器装备、科技手段等的发明和应用，却轻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二三百年前的工厂式企业，往往被视为是资本家的印钞机，而工人只是这个印钞机上的油墨而矣。这种企业哲学一直沿续至今，成为资本主义文明自身已不可克服的严重弊端。
受西方的狩猎文明和海盗文明的影响，过度强调竞争、征服和扩张，而缺乏中国文化里强调乾坤一体、人我一体、天人一体的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其结果是，无论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还是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还是企业内部的老板和员工之间、员工和员工之间，甚至在亲戚朋友之间、家人之间，竞争关系无处不在，导致人人自危，作为人类社会最根本道德底线的良心日益异化。
受这种征服和扩张欲望的支配，对自然资源过度采掘与掠夺，对自然环境的过度侵犯，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结果是，当人类征服了海洋、高山与大地时，也把自己逼向前所未有的集体生存困境。
在利润至上的资本意志和商业逻辑的引领下，经济和商业活动通过千方百计地刻意地勾引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刺激人性的弱点去攫取利润，而不是去弘扬人性的优点，促进人的发展和进步。其结果是，少数人赚钱发财的过程，意味着多数人的精神堕落、道德沦丧，甚至生命的毁灭。
君不见，今天社会风气与道德之败坏，有多少与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成就无关呢？数百年来，源自西方的商业活动，在利润目标的驱动下，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有多少罪恶还在继续？今天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态与环境灾难，不正是这种错误的经济观念和商业伦理驱使下的恶果吗？
源自西方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这种经济观及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严重恶果，引起了从150年前的马克思到包括教皇保罗二世在内的当今西方有识之士不间断的严厉批判。
回归东方人的经济观
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汉语“经济”一词的来历，以及在中国文化当中本来的涵义。
将英文的economy翻译成“经济”，最早是孙中山先生从日文中引申来的。之前，严复的翻译是“生计”。
中文的“经济”最早出自东晋時代葛洪《抱朴子》中的“经世济民”，意为治理天下，救济百姓。此后，在汉语言里面，“经济”一词一直是“经世济民”、“经世济用”、“经国济邦”的涵义。这一内涵是远远高于economy的内涵的，它所强调的是从宏观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强调一切经济活动始终围绕改善和提升人民的福利这个中心。
因此，“经济”一词，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关经济和财富的核心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一切圣贤君子立身处世的基本使命，并构成了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及以天下之利为利、以生民之利为利的优良传统。这种经济观的哲学本质，是强调个人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应该顺应天道，即顺应自然的、社会的和人性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相反。
这一经济观必须决定着中国人独特的财富观。中国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这篇2000多字的文献，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心经）强调：“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就是对这一独特财富观的总结。被尊为中国商业鼻祖的陶朱公范蠡三次尽散其财故事，则是这一财富观的经典案例。
这就是说，古代中国无论是在朝从政还是在野从商的圣贤君子，其经济观和财富观的核心从来是天下民生幸福，这种经济观和财富观从来就是超越单纯的狭隘的物质利益的，也超越了个人私利和物欲。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所在，也应该是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所在。今天我们需要回归这一核心价值。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巴黎宣言）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曾提出：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养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展望二十一世纪》）。
汤因比并曾经写道：“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间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人类的主导，整个人类的前景是可悲的。……和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它有助于使人类在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极端对立的营垒所形成的危机中免于自我毁灭。”
在这里，我丝毫不想去渲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我只希望这些人类智者的声音，能够帮助我们穿透嚣乱的现实和模糊的时空，给当代中国的精英带去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怎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高度，站在东西方两种文明、两大文化结合的角度，与时俱进地重新建构我们的发展观念和经济哲学。
经济观念领域的拔乱返正
毫无疑问，那种唯近代西方的经济哲学马首是瞻的时代应该成为过去。今天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代圣贤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成果中去汲取智慧的营养，从而在吸纳西方现代经济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有效地认识和避免其局限和不足，防止因为思维和观念的错乱，而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造成新的灾难性后果。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为人类贡献符合历史潮流及时代需要的新的科学的发展观、经济观、财富观。
我相信，绿色GDP、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标着我国在经济观念正进入一个拨乱返正的新时代。这场经济观念领域的拔乱返正，其时代意义和历史影响将一点不亚于30年前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在政治领域的拔乱返正。这将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不管这一实践进程多么曲折。
实际上，无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还是古今中外的一切历史，都已生动地表明，人类一切发展活动的成就，都是因为人们遵循和顺应了三大基本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人性的规律。而一切人为的错误和灾难，都是因为触犯和违背了这三大基本规律。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在于使我们的一切发展活动是服务并服从于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三大范畴的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不是相反；在于使人类的一切经济增长应当基于并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和优化，而不是相反；在于使人类的一切进步和成就应当体现为促进人类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德、智、体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今天，随着物质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已极大丰富之后，如何更好地改善人类集体的生存环境，改善人类集体的生存质量，提升人类集体的幸福指标，开始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成为整个人类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总主题。
就此意义来说，我相信，在胡锦涛总书记的领导下，13亿中国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施绿色GDP发展模式，不仅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描述了一条绿色和平崛起新道路，也必将为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实践开创新的模式，提供新的示范，创造新的哲学。因为，不仅今天的中国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世界各国和总个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