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二次审议了《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相比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草案有明显进步，令人尴尬的是，草案既首次明确了民间机构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又明确规定，“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过去法律堵住了公益诉讼之路，接下来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就能决定公益诉讼是否实际发生。这形同进一步退两步的举措，自然激起舆论高度质疑。 中国之所以环境公益诉讼，首先因为环境污染越演越烈，一些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违法乃至犯罪，造成严重污染，从城市雾霾到“镉大米”到“癌症村”，民众的生命安全处在威胁之下，迫切需要以强力手段，制止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眼前的GDP增长和财税收入，放弃监管职责，放任、迁就，甚至庇护污染企业。环保部门或者有职无权，无法对污染企业采取关停措施，或者因为经费短缺，反借排污罚款中饱私囊，形成“猫鼠共谋”的利益链。在政府缺乏保护环境动力的情况下，受害公民只能直接向法院起诉污染企业，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问题是，公民个人力量有限，既缺乏专业知识，不懂如何收集企业排污证据，又缺乏资金，难以承担检测等一应费用，因此个人诉讼成功率极低，财力雄厚又得到政府撑腰的排污企业则有恃无恐，污染状况有增无已。 为了突破环境保护的瓶颈，多年来民间环保公益机构，多方努力，才争取到《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将“非直接受害人提起环境保护公益诉讼资格”写入其中。看似公益诉讼从此获得了法律的支持，却因“中华环保联合会”这个身份暧昧的机构垄断了主体资格，一下又成了画饼。 “中华环保联合会”听上去像极了环保企业或环保机构的联合体，完全的民间性质。其实不然。向上，联合会的主管单位是环保部，而要是环保部本身治污不力，联合会敢“抗命”提起公益诉讼吗？向下，联合会吸纳各类成员，明码标价，只要缴纳规定的会费，即便污染大户都可以成为主任或副主任会员，诸如紫金矿业、金光纸业、玖龙纸业等都赫然在列，让人分不清，联合会到底是保护环境的联合会，还是污染环境的联合会。要接受利益的联合会对输送利益的会员提起公益诉讼，岂不等于要他砸自己饭碗？而明知道联合会不会起诉作为会员的污染企业，草案还授予其垄断的公益诉讼资格，遭受环境污染之苦的民众和热心环境保护的公益机构深有被戏弄之感。 有关部门围绕公益诉讼的这番迹近恶搞的举动，背后有着国家的难言之隐：平心而论，如果中国工业化一路走来，始终追求“零污染”，不会有今天的经济规模，即便现在号称“世界GDP第二”，中国事实上仍处在被动接受污染产业“梯度转移”的阶段，还没到全面清理的时候，如果此时将污染企业全部关停并转，中国的经济产出和产业体系未必承受得住。至于今年2月，国家环保部以“国家机密”为由，明确拒绝北京律师要求公布全国土地污染情况的申请，明眼人更看得出，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数据曝光可能引发社会连锁反应，但如此忧虑岂可随便为外人道？ 既然国家难言之隐多多，自然不会允许随便提起公益诉讼，而如果本意不许，但碍于舆论压力又不得不做点姿态，那将垄断住公益诉讼资格，只授予一个不可能提起公益诉讼的联合会，自然是最稳妥的办法。说不好听些，公益诉讼只是掩盖国家难言之隐的遮羞布，当年信誓旦旦，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世界各国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不可能唯独中国是个例外，但人在食言之时，总得遮一遮羞，也不算不合情理。 问题在于，中国今日环境污染之严重，不要说子孙后代难逃厄运，就是眼下这一代也时时处于各类恶疾阴影下，尚且不论，法律乃国家之重器，岂可出尔反尔？国家有尊严，行为岂可形同儿戏？政府有公信力，岂可任由联合会之类的机构亵玩？公益诉讼“兹事体大”，行还是不行，立法者不能只看到其遮羞布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