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今，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成为常态，这印证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谁都不知道闪电什么时候发生”。在这样一个“浑沌”的时代，研究不按规律出现、不为已知世界所掌握的“黑天鹅”现象，把握不规律中的新规律就至关重要。在一个不规律的世界中谁能够率先把握了新的规律，谁就抢占了先机，谁就成为脱颖而出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的“乱世英雄”。 也正由此，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必须面对发达国家并非按照传统“经济规律”创造出来，全球化趋势下必然影响世界每一个角落“正能量”和“负能量”的经济活动；必须面对旧的秩序正在被破坏、新秩序并未建立的一个“无序”的市场，面对许多没有被经济和金融理论证明而实践中频频带来危机和风险的金融活动。 基于上述思考，国务院参事汤敏撰写了《中国经济：警惕黑天鹅》。当书稿完成后，他的太太左小蕾忍不住以一位读者的身份给这部书作序，称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如何在全球新经济格局重新布局过程中深度思考变革，探讨新规律新路径，把握乱世机遇的智慧之作”。 的确，在全球危机中，当各主要经济体自顾不暇的时候，防止本身经济体制中可能出现的“黑天鹅”，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潜在风险，避免中国内部矛盾引发经济危机，保证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是中国最大的机遇。那么，在汤敏看来，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及中国社会的“黑天鹅”，究竟潜伏在哪里呢？ 短期内可能出现的黑天鹅 朱敏：正如塔勒布先生所说：黑天鹅“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了一切。但人们总是对它视而不见，并习惯于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自以为是的信念来解释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冲击，最终被一只又一只黑天鹅击溃。”如果说“黑天鹅”有完全不可预知的特点，即事件在没发生之前因其超出人类的认知范围而莫可名状，人们又如何预判“黑天鹅”出现的可能性呢？ 汤敏：以前，人们认为天鹅都是白的。欧洲人说“你见到黑天鹅了”，就如同中国人说“你见到鬼了”，形容不可能的事的出现。然而，自从在澳大利亚真的发现了黑天鹅以后，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神话被打破了。如今在不少地方能见到黑天鹅，我曾拍过北京钓鱼台湖中的一群黑天鹅，照片放上微博后，引起不少博友围观。 黑天鹅现象已被用来形容那些出现的不可预料之事。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它造成的“意外”，只是说我们不曾见过，不曾意识到过，是我们认知的盲区。然而，有人说，历史就是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推动的。它的意外性、不可预见性，使得它的冲击力、影响力格外大。黑天鹅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反复出现。而自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计算机革命以后，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化得越来越快。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也越来越频繁。 意外性、冲击性和学者们的“事后诸葛性”，这三大特点，构成了黑天鹅现象的基本特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近些年来，“9·11事件”、美国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黑天鹅在各个领域不断地出现，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何避免黑天鹅出现及其造成的重大损失？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寻找机会？如何应对与防范黑天鹅事件带来的风险？这是每个执政者、企业家、学者和公众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朱敏：从短期来看，“黑天鹅”最可能出现的还是在经济领域吧？中国经济中有哪些领域可能“潜伏”着黑天鹅？ 汤敏：我经常说，中国经济短期内有四大风险：一是房地产及其引发的各种风险。中国房地产正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不管是房地产的崩盘，还是房价的反弹，都会使中国经济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涉及多个产业、多个领域。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次债危机以及目前的欧债危机，都与房地产泡沫与崩盘不无关系。中国也不例外，能否让中国房地产软着陆，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经济的风险之二是企业转型。中国经济步入了劳动力短缺的阶段，加上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规划，劳动力价格将会快速上升。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韩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都经历过大浪淘沙的痛苦过程。我们的企业家、劳动者、政府官员、社会大众准备好了没有？ 第三个风险是地方债务的问题。如果把欧盟看成一个国家，把希腊等欧洲五国视为欧盟的几个省，则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与欧洲的这些债务也不相上下。目前的天量地方债务如何偿还？有相当部分依然寄托于土地财政，从而取决于房地产业能否持续向好。这些基本条件一旦发生重大变化，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三倍以上的地方债务将会是个定时炸弹，一些省份将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 第四个风险是高通胀卷土重来。当前低通胀的局面十分脆弱，国际粮食生产形势并不乐观。美洲、欧洲的几个大粮仓都在减产，国际粮价会攀升。而国内食品价格也会随着农民收入和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而上涨。通胀的货币因素也不能忽视，过去几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在市场上注入了大量货币。这些货币如笼中虎，随时能跑出来危害市场。 朱敏：中共十八大提出“两个翻番”，特别是居民收入翻番，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期望。各地政府也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快收入翻番的速度。一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提出了五年翻一番的跃进型口号。这背后是不是也暗藏风险？ 汤敏：真理再前进一步，往往就成为谬误。过快的工资收入增长，一方面会从需求方加大市场需求，从而拉动通胀；另一方面高工资也会提高企业成本，推动价格上涨。一推一拉，通胀起来了，会把职工与农户好不容易增加的一点收入完全抵消掉，老百姓的怨气会更大。因此，在实行“两个翻番”时，一定要把控制通胀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在两者必取其一时，宁可把翻番的速度放慢一点，也要把重点放在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性增长上，放在就业上，放在防止高通胀上。 谨防长期发展中的黑天鹅 朱敏：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充满了风险，黑天鹅现象更难防，更不得不防。那么，长期“黑天鹅”可能在何处呢？ 汤敏：首先是新的技术革命造成的影响。以数字化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以及计算机网络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快就要席卷世界。一些研究表明，个性化消费与定制化生产模式将更大地影响未来产出结构以及企业运作。有人认为，好不容易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受害国。因为随着生产和消费的日益个性化，需要生产者与消费者日益近距离，大量转移到中国的制造很快要撤回发达国家。我们花了大钱建立起来的生产线、厂房将成为“生锈的废铁”。 朱敏：英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去年刊登了一系列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并断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汤敏：与我们一般对工业革命的划分不同，《经济学人》文章中所指的头两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纺织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初，以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指以数字化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应用以及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近年来，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而高技术合成材料如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各种新型材料层出不穷。把这些新材料、新技术以及数字网络技术结合起来进行数字化制造，最具标志性的新生产工具是“3D打印机”，又称为“堆砌加工机”。它像打印机一样，一层层地把新型合成材料直接“印”出，或说是“堆砌”出一个产品来。这种模式将会取代传统的车、钳、、铣，颠覆性地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据说，波音公司的飞机中有上万个零件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它无需用传统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只要通过电脑给出一个设计，3D打印机就可以按照指令“印”出产品来，成本还不高。这一革命将使生产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地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 朱敏：还有人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他们把新能源和互联网之间的结合看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提出了“能源互联网”的新概念。甚至有人预言，“中国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
汤敏：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这两大特点都会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是，过去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到发达国家中去。最新的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到美国。把“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又“内包”回发达国家的企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趋势。 如此一来，无怪乎很多国外媒体又开始利用这一趋势唱衰中国。它们认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是这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受害者。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而在新兴的领域中，由于大量的外资企业要迁回本国，这将使中国制造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会否再次被甩出工业革命？ 朱敏：18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后期，GDP稳居世界第一。闭关锁国的中国那时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这班车，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直到1840年后才感到被甩的痛苦。1913年，以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而那时我们正在推翻满清统治，忙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又被这场工业革命甩下。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不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时再次被甩出呢？ 汤敏：这是一个硕大的题目，需要全民族的智慧来讨论，来解决。除了需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个层面上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之外，我认为以下几个关键点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抓教育。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的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真的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来。要研究如何利用最新机制与技术手段，以更大的规模、更低的成本、更新的模式、更快的速度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出好的教育环境来。 朱敏：但问题在于，在个性化生产模式下，创新与创意是核心，而我们的应试教育，以知识灌输为特色的教育体系，是不是很难大批量培养出好的创新人才？ 汤敏：应该看到的是，在另一方面，远程教育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对高质量、廉价甚至全部免费的网络公开课加以改造，很可能变为未来教育的主要模式。我们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优势，很可能被打破。试想，如果未来印度有几千万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网络教育的毕业生，而我们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在传统的二本、三本学校中混，中国如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取胜？ 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目前各地都提出了要建立创新型社会，然而，没有创业的创新是无本之木，只能是多几篇论文，多几个科技成果奖而已。相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到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以及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以及高科技企业上市这些支持创业的产业链，在中国只能说是刚刚形成，还远未成气候。创业板的开通给了创业者们很大希望。可是运作几年后出现的大量问题，又使投资者与被投资者都望而却步。 朱敏：看来，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创业，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创业板市场，是我们能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必要条件。 汤敏：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在新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政府要及时转变角色，否则很容易好心干坏事，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了企业的转型。在工业革命中企业将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一大批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行业要被淘汰。有死才有生。而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去保护现有的产业和公司。政府会向旧工厂提供补贴，竭力挽回濒临死亡的传统行业。 在中国，政府特别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些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落后国有企业和近期内能提供很多税收的旧行业，结果反而是人为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对于新兴行业，政府习惯于直接选择赢家，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支持他们认为是好的新技术。但是，在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市场中，政府的运营机制很难适应瞬息多变的技术与市场。在新工业革命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大课题。 朱敏：中国还在试图跃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过去的60年间，全世界能跃过这一巨大陷阱的国家，只有不到10个。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面临着哪些棘手的问题？ 汤敏：面临的问题的确不少。比如，如何遏制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几亿进城农民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等社会福利和文化融合问题？在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完全自由可兑换后，如何进行国际金融风险防范？在发展中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法律如何真正成为约束全体公民特别是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官员们的“准绳”？如何建立一套允许社会广泛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 搞市场机制，需要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入场竞争。搞民生，仅靠政府一家是难以胜任的。没有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不是现代社会。但这个大领域如何向民间开放？两年前的慈善风波，影响还在发酵。在未来社会中，公民组织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对于这些更多的意见、多元的行动，政府又应该如何指导？社会又应如何支持和参与这些非经济的领域？从长远来看，一个“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模式，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这里并不是要削弱政府，而是市场参与、公民参与的程度会越来越高。面对这一群群可能出现的黑天鹅，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