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五期间中央出台了系列惠农政策，我国农业终于走出了多年的徘徊局面。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最抢眼的亮点。“十一五”规划将我国经济建设从追求GDP增长转向更加关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上来，“三农”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新农村蕴含着新思路，呼唤着新起点。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做出这一转变的经济背景是：
根据商业部最近公布的<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商品供求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今年我国商品市场出现部分行业库存增加、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的新情况。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占26﹒7%，供过于求的商品占73﹒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有断言其中有38%的消费品是生产过剩。 上半年生产资料市场供需差率由一季度的—0﹒61%,转化为1﹒15%。工业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出口又遇到麻烦。从1995年WTO成立至今，国外共发起707起针对或涉及我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一起涉及中国，这使我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400亿——500亿美元的商品受影响。尤其让人关注的是，今年全球纺织品实现一体化后，由于担心中国纺织品出口快速增长，世界上已逐步形成以美国为首的针对我国的纺织品的同盟。并且已经波及土耳其、南非、哥伦比亚等一大片国家。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内需就是上不去，出口又遇到严重的挑战。
内需上不去主要原因在农村。因为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占63%人口在农村,有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从进出口来看，2004年农产品进出口额514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的比重为4。5%，而其净出口额仅为—46亿美元，对农村GDP的贡献率为负数，经济落后导致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更加严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普遍存在。市场疲软，软在农村；农村购买力不振，工业产品积压，发展受阻。像现在这种情况，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说：“如果我们不能把生产能力在大多数领域里面解决的话，国内可能面临通货膨胀跟通货紧缩‘一线天’——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马上又出现了通货紧缩问题。”〈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0月31日 题：《十一五规划新农村运动缓解通缩压力》〉情况表明，像我们这么大的农业大国仅仅依靠出口是拉不上去的。
可是又为什么在过去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民以至于“三农”问题就是徘徊不前？“边缘化”才是其症结所在。
一是产权“边缘化”。土地以至于山林、河流是农民的劳动对象，又是赖以生存的命脉，但是属于农民所有的仅是使用权，且只有30年。国家需要修铁路，造公路，不用说要征收，企业发展要用地，也通过政府下乡圈定，地方政府通过转手，又赚了一笔；企业发展了，留下废渣、废气和污染了的生活环境也是农民“享受”；而且这30年的使用权也是说变就变。有资料说，据有关部门统计，1983——1993年10年间承包的土地经常变动。变动次数最多的一些村庄，10年间土地调整了7次，平均变动了2。7次。
中国青年报记者李玉波通信员尹守刚11月17日报道，2003年3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兵州亥乡乡政府决定在兵州亥村31名农民的130亩口粮田上建起40栋别墅。村民李茂生说，“没有开村民大会，也没有开党员代表大会，没有取得村民的同意。”这件事一直这样子悬着。！
农村产权边缘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农民的劳动成果不能进入市场，也得不到补偿。〈新华每日电讯〉7月28日刊登记者专稿，在陕、宁、内蒙古交界处的毛乌素沙漠南缘，治沙大户 石光银、牛玉琴和百春兰近20年坚持不懈地种树治沙，分别营造起大片生态效益明显的林地。被全国绿化委和人事部授予“治沙英雄”号称的石光银20年来，联合农户承包治理荒沙已达到22万亩，投资在1800万元以上。除了陕西省政府以奖代补的45万元和不足5万元的各项奖励，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承包治沙的包玉琴从1985年开始造林11万亩。已投入800多万元。造林5万亩的白春兰说：“我没有仔细算过账，但栽活一亩树至少也得到50元。”这些人造林治沙成绩如此显著，其生态效益当然没有二话可说，其长远的经济效益应该说也是好的，只是因为现在政策规定：他们造的林没有政府命令不能砍伐。“禁伐政策”使“绿色银行”只能存，不能取，治沙大户就变成欠账大户，农民也就难以继续专心治沙。
二是农民的国民地位“边缘化”。农民的国民地位低下，最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农业户口无论在劳动就业、医疗保障、福利待遇等等，都比城市居民低了一等。在崇尚GDP至上的日子里，农民工的不公遭遇，自不必说。就是现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然大量存在。这种不公平的对待都渗透了农民的地位低下。城市中小学教育经费由国家承担，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由乡村、农民自筹；农村的子女到城里上学要多收学费。两种不同的教育格局还造成了种种弊端。农村教育设施老化，教师工资拖欠，优秀教师流失；城乡受教育的比例严重失调。并且已影响到下一代.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根据广州市教科所调查有两三成的流动儿童明显存在“非城市人”的身份自卑感，对广州存有一定程度的“城市恐惧症”。对他们来说，歧视带来的伤害，恐怕要远远超过贫穷。
三是金融服务“边缘化”。解放已56年了，全国大中小城市遍地是银行，可是农民仍然处于民间借贷的天下。就全国来说，2004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19。9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为10299亿元，仅为5%多一点。<价值中国网>2005年10月14日陈柳钦 转载的,《民间借贷愈来愈烈 “灰色金融”亟待收编规范管理》一文中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前不久对20294个农户进行调查显示，通过民间借贷获得的贷款占这些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为1008．56元。据测算，我国农户一年从民间借贷获得的贷款高达2000多亿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专家黄孝武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已远远大于正规信贷规模，并正以每年20%的幅度快速增长。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是来自正式信贷机构的4倍。湖北省农调队去年对3300个农户进行监测的结果显示，农民一年里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借款占借贷总额的比例超过50%。”
农民手中许多人还是有钱的，但被银行、邮政储蓄抽走了，返还的很少。河南省汝南县，全县28亿存款，实际上能用到县里的连1个亿都不到，农民存的钱几乎全部用于非农村建设。邮政储蓄是“农村资金的抽水机”。2004年6月底邮政储蓄余额突破一万亿元，列第五位。存款余额市场占有率达8﹒99%，网点3万多处,散布在农村，农村外出人员的汇兑资金滞留促进了邮政储蓄业务的红火。但邮政储蓄的钱的使用方向是用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债券市场运作和商业银行大额协议存款。农民以至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主要是靠民间借贷过日子。由此可见，农村发展经济是多么不容易啊！如果说历史上用扩大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用城乡分割来保护城市工业优先发展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规模，还让农民靠民间借贷来发展生产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这种“边缘化”的思想已有历史了。解放4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对城市里的工人、干部、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村、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是“一国两策”，从而形成了“社会的二元结构”。“一元”富起来了，“一元”大大落后了；“一元”拖了另“一元”的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本是正常现象,但是在当今的中国有它特殊性。即使农民工的工作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还要受到种种歧视欺凌和盘剥，干十年三十年还是农民工，甚至连这点微薄的工资还无法保证，农民还是要往城里找出路。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有一组数据令人吃惊。2004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乡居民的各种福利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约为5～6﹕1,而改革之初的1978年,这个比例是2﹒5﹕1。可是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开展新农运动以来,城乡差距一直维持在1﹕0.8到0.9,2004年韩国人均GDP1﹒4万美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是1﹕0﹒94。我国城乡过大的差距，形成了一个阶梯性社会。从都市到农村，好似一步一个的台阶，拾级而下，贫富差距呈阶梯式拉开，单纯从事农业的是最低的一层，生活质量是最差的。他（她）们心里免不了累积了怨恨，这样的社会能安定吗？再说你生产的工业品也卖不出去啊！问题的关键就是因为农村发展太慢。如果不把农业搞上去，使农村的面貌有个显著的改变，不仅我们的社会不会安定，即使户籍制度改变了，人口外迁方便了，人口外迁掏空了农村人力资源，农村更加落后；即使转到城市去的人生活条件有改变，如果留下的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落后的农村，落后的农民，最终还是要拖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我国也建不成和谐社会。
值得我们深思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边缘化”倾向？根子还在认识上的偏差，制度上不完善，体制有缺陷。过去我们往往从吃饭角度去关注农业问题,把农业的功能局限为工业化建设作贡献。解放初期，工业基础薄弱，于是就通过扩大工农产品剪刀差增加工业原始积累；为了保证城市建设，就把城乡户口分割开来，分别对待。而没有把工农关系放到国民经济全局去考虑，没有与社会主义政权性质联系起来考虑。在崇尚GDP至上的日子里，“三农”问题根本摆不上干部的主要议事日程。说什么农业能创造多大产值？农民工外出谋生，贬之为“盲流”，湖南有个收容站还把当作“生财之道”，抓起来，罚款、做苦工，把人弄成残废，也有把人整死的。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 去“边缘化”。新中央集体接任以后，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出色。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继之又出台了系列惠农政策，我国农业终于走出多年的徘徊局面。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最抢眼的亮点。在“十一五”规划中仍然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列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立意建设新农村。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这一次转变又有什么新的意义？
是实践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紧迫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像我们这样的大国该如何保持稳健发展，在发展中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贫困问题？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市场化不能解决社会分配问题；仅靠出口战略也难以维持大国的高速发展；过多地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资投入，实行粗放型增长，带来的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改变出口战略和改善经济增长方式又再一次提到人们面前。建立新农村，实施内需拉动战略成为新的现实选择。这是一条消费拉动型发展路线。如果说我们以前解决“三农”问题是从政治、道德角度去思考问题，则现在发展经济是从解决“三农”问题、支持穷人致富入手，扩大内需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是一条立足穷人发展经济的新路子，是一次伟大的转变，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
市场经是循环经济，消费是社会再生产不可逾越的环节。我国是13亿多人口的大国， 8﹒5亿人在农村，如果不解决8﹒5亿人的问题，就难以解决我国现在突出存在的投资比例过高，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问题。今年1～9月份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46%，与我国GDP增长差不多的印度大概在24%左右；1～9月我国的消费占GDP的43%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在60%以上。较高的投资比例，如果不能最终实现消费，就意味着大量投资被搁浅在中间链条上，由此造成一系列问题；而出口依存度过高，外贸摩擦不断，还引起了一系列外交问题，也增加了风险。只有农村富，城市才能更富。马赛克在4月4日《中国消费报》上撰文说，最近温州市城调队对在该市从业的101位农民工开展了一次生活消费情况调查。今年38岁的安徽籍民工袁守康的消费状况是，除吃饭外，每月吃两次荤菜共8元，每月理一次发5元，每月看一场录像2元，两个月用一支牙膏。在这次调查中，像袁守康的打工收入还算偏高的一类，也是生活比较有规律的一类。还有许多人不如他的。即便如此，这些群体有多少购买力？中国大量是农民，农民不富，城里人能富？老板能发财？
如何加快“三农”发展，使之担当起新的拉动国民经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任务？
传统的农业发展的思路是在跳出“农”字上做文章，把千万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把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转到城市，从而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同时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要求工业反哺农业。这都是必要的。但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分散在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地工业发展情况相差十分悬殊，劳力转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国城市目前还有1260万“历史遗留”下的失业人员需要消化，每年还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城市中每年都有一批新生的劳动力需要安排，转移农村劳动力要有一个过程，有一定局限。特别是贫困人口比较多、工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西北地区，困难更大。而且我们还不能允许有一个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的中国。借鉴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主要依靠农民本身，辅以工业、城市、国家财力的支持，建立好调动农民进行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投入机制，促进农民增收。所以现实一点的做法还得要寄希望于：工农并举，寄希望于农业本身能够“就地消化”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使这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也要有很大的提高。而这又是有可能的。我国种、养、加等几大行业中，除粮食外，其他几项还没有真正地像样地系统地开发过。中国人多地少，有些地方农村现在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几分地，除粮食外，大多作物品种落后，耕作技术落后，产量低，竞争能力差，怎么有能力养活当地农民？这就要求我们能转变观念，革新制度，改善投资环境，多方加大投入，拓宽农业发展门路，中国农业才会有很大发展的，“三农”的现状才会有根本的转变；农民、农村富了，农民的思想观念变了，全国人民才会想到一起，和谐共处，全国才能出现新气象；农民富了，国内市场才能大兴旺，工业以及各行各业都会随着大发展。
新农村蕴含着新思路,期盼着新起点。起点靠创新。
一是靠产权制度创新。把农村土地、山林等从国家所有转为“农民所有，市场化运作，制度创新，立法管理。”国家在征用土地时，给农民以市场地位。在平等、协商、互利、并在充分考虑农民出路的基础上，解决国家与企业发展的用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国家在建立生态保护区、湿地保护区和建立旅游开发区和大型水库等时，不能留给农民的只是一些后遗症。应该从制度创新上让农民也分享建设成果，不能满足于把农民一迁了之。例如绿化、治沙造林，受益的是全国人民的，如果造林的农民只能造，不能砍伐，林区农民又怎能富得起来？《光明日报》2004年9月10日报道，在举行的《绿色中国》第四届论坛上，一些学者认为必须用生态补偿体现社会公平。文中引用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大学德斯教授算了一笔账，一棵50岁树龄的大树，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它产生氧气、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增加土壤肥力、涵养水源、为鸟类和其它动物提供繁琐场所等六项价值总计约19。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如果我们能对造林治沙的，建立生态林和湿地保护区的人民给以补偿，农民的出路问题也就增加了！
二是土地开发创新。在目前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因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我国的淡水资源也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也日益减少。我们要采取非常措施节约土地，开发土地资源。我们的土地潜力还是有的。我们要不惜成本，化大力气来开发土地资源。一是开发海涂；二是开发沙漠，三整顿现有土地，从整顿中挖出一部分土地。如果我们能把工厂都建在公路、铁路、河流、海边，也可节省出不少土地。再说，土地报酬也要市场化，公正对待失地农民。比如建设高速公路土地征用报酬问题，国际上征地费用占高速公路建造费的40%到50%，而我国的高速公路征地费用仅占总费用的3%，给农民的补偿压得很低。这种在建高速公路中的低成本扩张，成全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却苦了农民。而有些地方的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是很少的。我们必须学会首先政府官员要学会在建设中节约每一寸土地。
近海养殖，沙漠治理开发我们的潜力是很大的。其中沙漠开发我们已有许多成功经验。宁夏近年来在防沙治沙中，把防沙治沙与营造产业造福百姓紧密结合，以科技为先导，运用市场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沙漠治理速度明显快于沙化速度。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盐池县，近年来通过治理沙漠，目前已发展以联户入股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农场300多家，他们通过种植药材、乔灌木及果林，发展沙地饲、畜牧业，形成了一个个既保护生态，又增加收入的沙产业。该县苏步井乡农民史俊，从1996年开始封沙育林育草1200多亩，之后与银川菱农工贸有限公司合资，建起了占地面积10亩的综合养殖场，建棚120座，种草100多亩，每年出栏育肥羊1万多只，逐步形成了公司加农户的养殖经营模式，带动全村农民走上致富路。该省的腾格里沙漠南、北两端，各有一处享名全国的旅游区。其中列为中国35个王牌景点之一的“沙湖”旅游区，拥有沙漠面积近13平方公里，经过开发已成为西北地区一处融江南水乡与大漠风光为一体生态风景旅游胜地，仅2001年，就接待海内外游客50多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5亿元。还吸引了外资引入1200万马克、造林8550公顷。从往日沙漠治理中，给我国人口出路提供了一线希望！我们何不为此发行“土地开发债券”，设立“造地奖励基金”，把土地开发像模像样地搞起来！既解决了劳力出路，也开辟了一条扶贫之道，更重要的这是一项造福千秋万代的好事！
他山之石，可以为鉴。美国当年在开发西部曾颁布了多部法律，鼓励美国东部大批无地民众向西部洛基山以东的荒原迁移。例如1877年颁布的《木材种植法令》和〈荒芜土地法〉，规定凡在政府所授予的宅地上安家的人，可以额外申请160英亩土地，只要四年之内，将这块土地3/4种上树木，土地即归个人所有。同时在西部开发中，美国政府不断加强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激发了群众造地的积极性。
三是产业开发创新；发达国家往往给农民巨额补贴，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但是我国是拥有八亿多农民的大国，这种方式在我国行不通。我们还是要靠发展挖掘农村潜力，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这方面潜力也是很大的。其实我国劳动力廉价真正的优势还是在农村。如果我国农民能够真正针对本地实际，创造特色农业，我们可以做出大文章。我们已有许多成功的典型。报上有一篇资料上说，山东莱阳以生产优质大蒜著称，当地农民以前只是将大葱从地上连泥带土地拔起，几分钱一斤卖掉，收入很低。现在，农民将大葱清理干净，整理成标准长度，然后将粗细均匀的大葱用彩色淡雅的蓝带子捆扎，装到纸箱里统一出口到日本、韩国，收入几十倍地增加，当地农民很快富裕起来。国外也有依靠农业致富的成功典型。巴西有一个农业城——里贝郎普雷图市，国内生产总值95亿美元，占全巴西的 2%。全市约50万人口，人均收入近4000美元，在巴西是最高的。它的经济支柱是农业。农业占全市财政收入的95%以上，仅有的工业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和医药加工业，以及为农业服务的机械修理业。巴西里贝郎普雷图市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产业开发要增加投入，还要大力引进先进品种、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可以坚信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土地上会结出丰硕成果。
为配合产业开发，我们还得解决供销问题、加工问题以及资金出路问题。成立合作金融是一项不能回避的选择。合作金融是一种特殊金融机构。信用社就因为面向当地家庭、农户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熟悉本地市场客户；在审批贷款时，除了财务指标，还会考虑到借款人的性格特征、家族的历史和家庭构成、日常的开销特征等个性化因素；决策迅速，没有大银行的繁琐申报、审批程序。它的作用银行是代替不了的。把原来的信用社统管起来，小社并大社，远离了基层——村庄，远离了群众，业务经营模式以及贷款的审批程序也追随银行。它的互助合作性质变了，它的许多优势也消失了！把大部分农村丢给民间借贷。就是因为农村金融体制少了一个互助合作这一层次，企业债券又一蹶不振,股市小企业没有农村的份，以至个人和企业都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来运用民间资金，农村只有靠民间借贷过日子了！这是不可取的。
成立合作金融可以在专业合作社中先办起来，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
四是智力开发创新。人穷只能穷一代，“教育穷”可能要穷几代。所以要想农村富，得先农村义务教育先办起来。总理温家宝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把互大的13亿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不让这些农业大军的下一代接受教育，就难改人民的生活素质，我国经济再发达，也难以跻身现代化行列。国家已做出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规划是完全必要的。
智力开发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加强农村的科技队伍建设，增加科技投入。在农村科技建设方面国家应起主导作用。如此，只要坚持五年十年我国的农村面貌定会有惊人改变。（2005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