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提要：我国近20年的经济活动似乎不是通货紧缩就是通货膨胀，中间没有休息期，这虽然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密切相关，但是有关货币政策和价格政策的连连失误也不能脱离干系。货币政策和价格政策的连连失误是“天灾＋人祸”，本人不打算分析人祸，只在于分析天灾是怎么形成。天灾主要在于我们的理论对货币和价格问题认识存在不足，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东西就是平均分配，马克思理论中将平均分配颠倒了，该平均的没平均，不该平均的平均了，而主流经济学中则完全缺失平均思想。
关键词：货币、通货膨胀、数量型价格、质量型价格、价格上涨规律
去年至今年物价在上涨，今年尤甚，我国现在一遍报警声，这很正常，毕竟通涨和通缩总是令我们经济活动剧烈振动。但是本文要说的是，我国目前的通涨是正常的，是恢复性上涨，别慌张。
一、通货膨胀危害经济活动的基本原理
本文不在于探讨何为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但是要说明“当今的通货膨胀是正常”这个命题，有必要向非专业人士的稍微介绍下这方面的有关问题。
（一）货币的注入口问题。在学术上对通货膨胀的定义是不一致的，可以说至今没有取得统一定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理论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尚浅。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目前的理论界主要采取通俗办法向大家说明通货膨胀是什么——即货币发行过多，价格普遍上涨。这个说法基本也是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核心理解，但是很靠不住，因为这里没有考虑货币是怎么发行及以什么为标准发行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人们的货币收入的情况与社会总财富增量间的关系考虑不够。这里一个一直被我们忽视的问题是货币注入口在那儿的问题——即货币从那个地方注入经济系统的问题，注入口的位置不同则财富的分配格局不同。显然，如果多发行的货币主要是通过先涨工资发给一般百姓，再通过经济运作发给企业（主要是贷款），那么人们的工资就会优先增加，人们就会高呼通涨万岁；反之，通过银行先发给企业主（主要是贷款），再通过经济运作发给一般百姓（涨工资），则企业主收益优先增加，而百姓惨不忍睹。我国近两年基本就是前种情况，货币的注入口集中在百姓这个位置，工资优先得到增加，从而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率低于居民货币收入上涨率，居民同比储蓄率也在上长。显然将此时的物价上涨当作通货膨胀，说百姓利益受损就不好理解了，因为这种状态下居民得到了实惠。百姓能得到实惠在于以最低工资为基础的政策使得增加的货币主要是从工人这个切口注入经济系统的。显然，经典理论并没有分析货币发行的注入口的问题，或者说经典理论定义的货币注入口只是是资本家，没有给工人以及其它地方留下任何机会。正是因为对货币注入口的忽视，所以至今很多经济学家反对最低工资法案，在他们看来货币只能从资本家这个位置注入经济系统，而从工人或其它位置注入则不行。通常，货币注入口处的实体的收益总是要大些，这是不能简单地用“货币发行过多，价格普遍上涨”来统而概之地予以说明的。
（二）商品的质量与价格的关系问题。通货膨胀的定义中明显忽视了商品品质（质量）问题。通常，我们说的商品价格都是数量型价格，是不考虑商品质量的，这样商品质量提高了导致的价格上涨也纳入为通货膨胀，显然这是说不通的。数量型价格只能与商品数量相对应，而与商品质量（品质）不能相对应，所以我们会形成这种不正确的矛盾观念：商品品质从B级提高至A级，但是我们受语言逻辑的制约，在名词形式上认为商品没有变，还是以前那种商品，从而价格不能变。显然B级商品≠A级商品。随经济发展商品品质是不断提高的，品质高的商品自然得卖更高的价格，这也是常识。比如白菜，过去的白菜又老又黄，边叶成堆，可是现在的白菜又嫩又青，边叶一片没有，杀虫剂也用少了，总不能说白菜的品质高了而价钱不能提高吧。我们衣服、水电、电器、交通、住房、医疗为生、电影电视、书报等等，很少有品质不提高的，它们必将表现为物价上涨，但是目前的通货膨胀定义中不能考虑这种质量型价格，从而将质量型价格当作数量型价格处理了。数量型价格与质量型价格的区别在于：在数量型价格中，商品增加了价格不变，这因为商品数量与财富量同步增加了；在质量型价格中，商品数量不增加，但是代表财富更多，于是价格上涨。经典的通货膨胀等经济学原理都是在“商品不变”这个假设条件下建立起来，不能考虑商品品质的变化。显然高清电视机与模拟电视机在数量上都是一台电视机，价格也得以这个数量为基础来定义，是同一种商品的价格，但是他们在品质上却是两件不同的电视机，不是同一种商品。随经济发展我国越来越摆脱数量型经济的局面，逐步进入质量型经济的局面，从而质量型价格在价格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已有的经济学原理不能有效说明质量型价格的运动机制。
与商品品质不断提高相反，资源的品质却不断降低，这种品质降低也是必定要使其价格上涨的。比如煤炭，煤矿的品质越来越低，越来越难开采，这不仅导致煤炭越来越贵，而且做同样的事要耗费更多的煤炭。我们的石油、金属、土地、木材、水、阳光、空气等等资源很少有品质不降低的，它们将导致物价不断上涨，显然目前的通货膨胀定义中也同样不能考虑这中质量型价格的运动。
（三）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问题。经典理论并没有真正找到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只是在表面上用“货币发行过多，价格普遍上涨”笼统的说了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工资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得知道工资为何能提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至今在理论上也没弄明白。显然，如果社会的所有商品折合大米只有100斤，而此时如果每个人的货币工资都增加一倍，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工资是提高了，可是我们什么实惠也没有得到，也没有损失什么实惠，只是大米的价格提高一倍，这不过是个数字问题。但是如果还是这100斤大米，只有一部分人的工资提高了，另一部分人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较少），那么虽然从总体上看没有增加和减少任何实惠，也只是价格上涨，但是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较少）的人得到的实惠将会比以前少，而另一部分人得到的实惠比以前多，从而改变了既有的分配格局。显然在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这个大命题下往往不考察分配格局的这种改变，而这个又往往是引起经济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上面过程中如果我们再考虑生产领域，我们会发现系统出了问题。我们仍假设社会的所有商品折合大米只有100斤，而此时如果每个人的工资都同时增加一倍，表面上看仍然是价格增加一倍，任何人的收益都不变，系统不会有任何问题出现，但是此时分析中我们忽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逻辑——生产的延续性和消费的延续性。生产是必须延续的，这决定生产领域必定有大量的生产资料不能立即转移到本期商品中，而与此同时，本期商品中有大量的以前的生产资料转移过来。此时由于本期的商品价格涨了一倍，那些生产资料（我们不妨称为物化储藏货币，或者储藏生产资料）将按本期价格转移到商品中，以高出原来一倍的价格卖了，这样生产领域利润大增，于是经济系统原来的正常分配秩序被打乱——利润率升高。比如近两年以铜为原材料的企业，由于铜价猛涨，它们也狠狠赚了一把。显然，如果某企业有一片厂房，而其生产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在此时由于市场上的房地产涨价了，其资产和产值无形中大幅度增加了。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通涨时期其GDP就是这么突然增加的，突然变得很有钱，仅仅东京房地产几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房地产，他们也的确因此买下了美国很多企业和土地。但是美国人更会玩这种数字游戏，一个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了，再加一个奢侈税（财产税）让房地产交重重的税，于是他们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了，还附加“利息”。相反，如果工资降低一倍，情况将正好相反，生产领域的资产和GDP将大幅缩水。
由上分析可见，工资不能多发，也不能少发，要与社会财富的增量保持某种匹配关系，从而保证终端消费的购买力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这里主要在于满足“生产增加＝消费增加”这个理念。显然我们一直是以“购买力不变”这个货币理念来看待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抑制了工资的必要增长，这与“生产增加＝消费增加”这个理念严重不符。
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最终决定问题出现的都是三个方面：一是各个环节、要素的价格变动不平等，这是微观问题，本文不予考虑；二是物化储藏货币再进入流通领域时其现实的价格与原来的购买价格（加利息）不等；三是工资与财富增加的速度不匹配，社会平均利润率变动了。后二者是宏观问题，本文将予以分析。经典理论主要是从消费延续性上来考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此时主要考察银行中的存款——即储藏货币。物价变动后储藏货币的购买力与原来不一样，比如原来卖一斤大米换得的钱储藏一段时间后，由于现实的大米价格变高一倍，所以那笔钱再进入流通领域时已经不能买回一斤大米，于是人们将惜买，相反人们将取出存款扩大消费。而物化储藏货币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则基本上没有纳入考察视野。物化储藏货币与储藏货币的损益方向是正好相反的，它们将产生共振，相互激励，使正常的经济秩序迅速进入全面动荡。这里分析也说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不是经典理论讲的仅仅是货币问题，而是还涉及到储藏生产资料（物化储藏货币）的问题、工资与财富增加速度的匹配问题、社会平均利润率稳定问题，比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要复杂许多。
二、工资不断上涨是平均分配原则决定的
目前我们不能有效说明百姓的工资为什么一定要上涨，就在前几年我国理论界还引用了大量的经济学原理说明百姓工资不能涨，而是应该扩大资本家的消费，以此解决终端消费不足的问题。现在问题与当时这种理解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下面较深入地阐明百姓工资一定得随经济发展而上涨的理论依据，从而对富人消费论提出较系统的批判。
基于上面分析，我们多数人可能仍然会认为经济系统必须“稳定物价”，这自然也包括稳定工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另两个逻辑问题，一是商品品质不断提高和资源品质不断降低所引起的价格上涨，二是社会总财富增加后工资必须增加，以保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匹配。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工资物价总是顶风而上，不断上涨，它们像野草一样，斩之不尽，除之不绝。工资物价必须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是因为不这样则社会多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这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改革要让百姓得到实惠”，如果工资物价不这么上涨百姓就得不到实惠。现在工资物价上涨了，可是我们又紧张起来，这与先前的“改革要让百姓得到实惠”的态度判若两人。也许有人认为“改革要让百姓得到实惠”在于只涨工资不涨物价，这里必须严肃指出这是白痴的观点，是太蔑视成本价格论的结果。工资物价随经济发展而上涨基于这样两个信念：一是系统为了稳定发展必须保持社会平均利润率不变，这样经济发展后工资必须上涨；二是基于合作，以此经济系统在宏观层面必须平均分配共同创造得财富，这是保证一般百姓工资能不断上涨的基础。第一点我们好理解，但是第二点就不太好理解，因为我们对基于分工的分配法则“谁创造就归谁”太坚信不疑了。第二点的关键是合作，在合作层面我们就不能说粮食只是农民种的，就不能说上网只是上网者在劳动，这里分不出你创造的和我创造的，所有的商品都是大家一起创造的。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两个人不合作则谁也搬不动一块石头，这就像如果没有电厂工人黑汗水流的工作我们不能在网上做事，不能在家看电视一样，可是两人合作后他们能抬了一块又一块，共同的财富量大增。我们人类能进步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合作的本性，它使得我们酷爱群居，酷爱合作。是合作使得我们的群体力量和智慧得到成千上万倍的加强，从而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征服自然、战胜自然。那么合作劳动后我们应该如何分配共同的财富呢？最佳选择就是平均分配，于是百姓的工资得随群体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哪怕有些百姓没有多生产一粒粮食，没有多教一小时得书。只有平均分配才能保证合作得以继续，不然群体就要分裂。事实也是这样，财富分配不平均时经济系统便出乱子，轻则导致经济危机和偷盗、抢窃横行，重则导致战争。
收入差距是由分工造成的，它保证我们的劳动积极性。我们的劳动就是在既合作又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是基础，分工是后续，所以我们的分配就是既平均又不平均。依此，平均分配是主导宏观这个基础层面分配的基本原则，它保证各部门、各地区、各层次等等在政治收益、福利收益、教育收益、人权收益、经济收益等等是均等的。在经济方面，它保证一般百姓的工资必须随经济发展而增长，要不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社会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保证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不变的这个条件，可是只是少数人的工资增加了，一般百姓的工资没有增加（或增加很少）。近1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主要在于我们对“平均主义”的认识不足，且不仅是认识不足，而且是谈平均色变。大锅饭的确令我们记忆犹新，但是那不是正确的应该的平均分配，而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在宏观层面该平均却没有平均，差别很大；在微观层面不该平均却平均了，差别很小。那时候的宏观层面差别，如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部门差别、层次差别等等都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国一直到现在很少检讨这种宏观差别，以为我国在改革以前是全面的平均分配，这与实际完全不符。如层次差别，有人按当时的24级工资制（包括福利和特权收益）估算，那时候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差别可能在300—500倍！(这里是以毛泽东主席与工人间的收益差别估算的，但是没有考虑农民的收益情况。)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差别是很罕见的！那时真正的平均分配是在微观层面，表现在同一个企业、同一个地区或同一个级别，大家的收入是一样的。实际的经济活动应该是在微观层面有收入差别，以保证大家努力劳动，从而保证效率，而在宏观层面则要平均分配，以保证经济系统的稳定。
对此不少人习惯以供求关系予以说明，在他们看来商品增加后则价格降低，自然由于价格降低，则同样的货币能买回更多的商品，于是社会多生产的商品卖得出去。这就是说工资不能随经济的发展而增长。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上面讲的物化储藏货币和储藏货币的作用，它们将使经济系统产生通货紧缩。实际上供求规律的作用范畴是微观层面，我们很多人士用它来说明宏观经济现象，这是很不恰当的。比如这里的供求分析就没有考虑需求量也在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这一事实，这很可能导致供求是平衡的结局。所以工资必须随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但是工资提高后又将推动生产成本增加，于是物价上涨，这又产生令我们色变的通货膨胀。所谓的工资物价螺旋上涨就是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到底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呢？
三、工资物价螺旋上涨关系实际是工资物价双上涨关系
（一）数量型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一种经久不息的观点认为，如果工资上涨后物价也上涨了，那么就工资上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种观点如此坚固以至妇孺皆知，在于我们坚信工资物价螺旋关系为真。工资物价螺旋关系实际是说它们互为因果，物价涨了导致工资涨，工资涨了又导致物价涨。这是由成本论得出的一种循环因果关系，对我们经济决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但是我们很少检查它的逻辑断缺。它的逻辑断缺在于这个信念：凡循环因果背后一定至少另有一个原因，是它为这种循环因果提供循环的动力的，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这个原因，故称为永动机（循环因果）。物价上涨后为什么一定要给工人涨工资，我们的理论没有说明，相反经济学中的最基础假设——自私人假设完全不支持给工人涨工资，因为资本家完全可以不给工人涨工资，通过增加自己的消费来解决这个问题。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真正原因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后人均社会财富增加了，这样为了实现人们合作的最初目的——大家共同富裕，必须给人们（工人）增加工资，以购买增加的财富。这种目的不能有效实现则合作的基础被有效削弱，于是系统不稳定，不安全，轻则表现为购买力不足，出现经济危机、偷窃、杀人放火，重则表现为战争。在理性的选择上我们是必须要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的，否则合作基础被动摇，谁也不好过。血酬定律似乎在这里起了很重要的制约作用，它以平均分配的终极手段——战争——严格地制约着当权者（或资本家）自私本性的极度膨胀。在现代文明以前，系统的平均分配主要是依照血酬定律来完成的，系统为此付出的代价很惨重。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问世后这种现象明显得到改观，资本家集团知道主动平均分配了，系统也开始出现长治久安的稳定状态。
仅从合作上看，人们共同创造出财富后就应该平分财富，因为这种分配结果下合作最为牢固。合作或者说群居是人类的一个重要本性，由这种本性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经济学规律——平均化规律，该规律的定义是：群体中各同类体获益（条件）均等。这个规律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主导其整体（宏观）运动，它在经济活动中的价格层面表现为三个平均化：利润平均化、工资平均化、税金（拨款）平均化。在利润与工资的关系上它与其它规律一起共同决定工资必须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上涨，上涨的幅度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不变为基础，这个基础是经济稳步发展的先决条件。这其中利润只能归少数人掌握，这是由头规律决定，是任何体制不能改变的。头规律是指：任何有组织的群体中必须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①。在人类社会中，凡由三个以上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规律性是没有例外的。在当今的经济活动中头主要是通过掌握财权来完成其组织功能的，所以至少是现在这个历史阶段生产资料（利润）得归少数人掌握。至于是那些少数人来掌握生产资料（利润），取决于选拔制度的设计。
我们的经济系统就是合作与分工的对立，就是平均与不平均的对立，这对矛盾构成经济系统的基本矛盾，主宰经济系统的运行。平均原则不能保证系统就不稳定，不安全，所以我们要平均政治（民主），要平均财富（工资）。效率是由不平均产生的，当今产生不平均的主要机制是竞争机制。竞争的目的就在于使自己获得的利益比别人更多，如果竞争的结果是大家一样富裕，那么只有傻瓜才会对竞争游戏有兴趣。绝对的稳定系统是人人都不想改变现状的系统，是没有变化的系统，是“寂死”的系统。我国的经济系统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亚寂死”状态，那时仅有的一点效率主要由工农差别、干群差别提供。所以恰当的经济系统是既不太平均也不太大差别，但是如何处理好平均与效率（不是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②，其中的度应该是怎样，目前没有理论能说明，基尼系数仍是最好的参考指标。总体说，平均保证了系统的稳定和安全，而不平均则保证了系统的效率和速度，这二者都是我们需要的，也都是经济学理论要说明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只考虑效率，这就好比汽车理论，必须考虑汽车的速度，但是如果因为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安全，那是行不通的。毫无疑问，我国经济系统近几年高度不稳定主要是的去过10年中对效率片面追求的结果，它导致一些行业和地区的工资和利润明显偏高，而另一些行业和地区的利润和工资明显偏低。
平均分配原则给定我们这样一个分配程序，一个我们的直觉和信念很难接受的分配程序：如果某个行业生产率提高，则其多创造的商品要在群体（主要指国家）内平均分配，群体内每个人将分得同样的等分。这种分配不是通过秤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分配符号——价格的变化实现的——确切说是通过群体内所有人的工资同步增长来实现的。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此时其它所有行业的人都是不劳而获，而且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合作的必然。竞争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微观层面展开的，其运作程序是：平均分配给定部门总利益是确定的，但是部门内各企业不再按平均法则领取它的利益，而是按竞争法则来领取它的利益。自然竞争法则总体是依照“多劳多得”基本原则来分配部门的总财富的。也许从一个企业来理解这两个原则的作用过程更方便一些，此时在企业的宏观层面有：如果企业经营效益好，赚了更多的钱，那么企业所有部门的收益都将上涨，扫地部门的也很难例外。但是进入企业微观层面（如某个车间）又按竞争法则分配：此时努力劳动的工人的收益将多一些，而少劳动的工资的收益将少一些。平均法则和竞争法则就是按这种方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对立统一，构成经济系统的基本矛盾，驱动经济系统的运转。工资这种变化再通过成本法则的传递使得其它各种商品的利润和税金也增加或减少，从而保证它们的利润率和税金率不变。这在价格上表现为：一商品的价格随其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注意：降低的极大比例值才是马克思说的反比），但是其它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因此而上涨，且后者涨价总和等于前者降价总和。工资因此而上涨。这便是价格互动规律（或价格第一规律）③。比如电脑每台降价1000元，其产量为200000台，则降价总量为1000×200000元，那么其它每个商品都会涨一点价，且不同商品的涨价幅度不一样，但是所有商品涨价的总量共为1000×200000元。由于其它商品的量特别大，1000×200000元分割到每件商品上将是很少的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的直觉很难发现这种价格上涨。同样由于这个忽略不计电脑的价格降低则被放大为反比降低，而实际是降低的极大比例值才是反比。马克思的商品价值与其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就是基于这种“忽略不计”。价格的这种变化如果站在长期和更大规模角度观察，我们就能看得见。比如我们的工资在长期上总是随经济发展而上涨，比如农业、建筑业、手工业、教育业、医疗业等生产率提高幅度较小（即生产的率速度小）的部门，其商品价格总是随经济发展不断上涨的，而与此同时，电子业、机械业、化工业、信息业等生产率提高幅度较大（即生产的率速度大）的部门，其商品价格总是随经济发展不断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工资上涨是绝对的，因为系统的商品总量增加了；在这个过程中，商品价格的变化在宏观上为物价不变，因为商品量是同步增加的，而商品价格在微观上的变化则分三类，一类是涨价，二类是价格不变，三类是降价。涨价和降价在总量上是相等的，这种相等保证这样一个宏观价格现象必然出现，那就是GDP与商品量成正比，从而价格的宏观现象和微观现象在逻辑上得到统一。显然，我们过去的分析中主要注重价格降低的商品，马克思的反比和主流经济学的递减都是观察这类商品的结果，而明显忽视对价格上涨的商品的观察，从而导致我们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认识不足。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工资不断上涨和价格的这种一升一降的现象是很少有例外的。十几年以来我国一直在抑制工资的上涨，商品价格也被严重扭曲（通货紧缩），这里积累了很大的能量，现在爆发出来了，所以工资要增长以保证内需扩大，所以粮食、矿产、建筑品、教育品、医疗为生品等价格要上涨，以保证它们获取平均利润和税金。这里不考虑垄断、政策失误、炒作等导致这些商品价格不正常上涨。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农品价格上涨应该是回归正常④，我们不应该以所谓的通货膨胀这个理由来打压农价。
价格互动规律中各商品价格的运动趋势基本上也可以用“生产的率速度（即单位时间内生产率提高的比例值）”这个概念来描述，即价格的增加幅度与生产的率速度（即生产率提高速度）成反向运动，即：凡生产的率速度小于社会平均值的商品其价格上涨，且小得越多涨价越多，如粮食、手工品；凡生产的率速度大于社会平均值的商品其价格下降，且大得越多降价越多，如电脑、电话；生产的率速度等于社会平均值的商品其价格不变。依此可见，兰州政府打压牛肉面的价格和中央政府打压猪肉的价格都是不值提倡的，因为这些商品生产的率速度很小，甚至为负数，它们要同等享受改革成果其价格的上涨幅度就必须比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大。
顺提示，如果从需求角度来考察价格，则可以用“需求的率速度”来进行相关的描述。也许需求定律中引进这个概念后便可以进行有关的量化描述。不同商品的生产率的量纲是不一样的，它们间不可比较，不可进行加减运算，经典理论中进行的这方面比较是不可靠的。引进“率速度”这个概念后，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都化解了，也为我们开了启动态经济学的大门。
那么，我国现在真的在通货膨胀吗？个人注意到汽车、电脑、信息等商品价格仍在降低。我们不能谈通货膨胀时只看到价格上涨的商品，而谈通货紧缩时就只看到价格降低的商品。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引起城市CPI上涨，这个指数上涨与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我们应对二者的办法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很多人的分析方法值得商榷，这些人往往先分析CPI数据上涨了很多，然后突然一转说：农品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方法明显忽视了CPI与一般物价指数的区别，也分散人们对房地产、电力、信息、金融等暴利暴工资行业的关注。
（二）质量型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通过生产率这个概念我们考察的是商品数量方面的，考证的是数量型价格，但是实际情况是财富的增加还会从商品的品质（质量、功能、花色、式样、精神）方面表现出来。此时的商品在名称上还是那种商品，但是内在的品质大不一样，比如大米，现在的大米的品质比以前好多了，不仅味道好，成色、饱满度和营养也好；比如衣服，现在的布料、做工、样式和内在的美感都比以前增加不少；比如电脑，在品质方面过去电脑与现在电脑就没得比。我们总不能说商品品质提高了就白提高了吧？毫无疑问，高品质的商品代表更多得财富，得的有更高的价格。商品品质的提高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完成得，一是以人力和物力投入的增加来完成，二是以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进步来完成。前者增加的财富量不能平均分配，从而只是该商品价格上涨，但是后者却是花落人家了。后者增加的财富量将在全社会平均分配，按照前面提到的价格互动规律来使其它所有商品价格上涨，每个商品的价格都涨一点点，自然工资也因此而上涨。不管怎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商品在量上没有变化，而代表的财富量却增加了——即价格总量增加了，所以社会物价水平将上涨。毫无疑问，工资物价的这种上涨是正常的。这便构成价格上涨规律（或价格第二规律）的基本内涵。相反，如果高品质的商品不能从价格上表现为更多的财富，那是不可思议的。
在另一个方面，自然资源的品质却在不断下降，这是一个总趋势，我们不能改变。毫无疑问，低品质的资源总要花费更大的投入才能转化成我们需要的商品，这自然导致物价上涨。同理，系统为了保证这部分上涨的商品能卖出去必须给终端发更多的钱，于是工资上涨。
上两种原因将形成这种规律性：随商品品质不断提高，资源品质不断降低，物价水平不断上涨，工资因此而上涨。这便是价格上涨规律，也称价格第二规律。可见简单将通货膨胀理解成货币问题，理解成物价上涨，都是靠不住的。也许“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经验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规律，这种物价上涨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我们很多人受思维惯性的影响，总是认为现在工资提高只是抵消通货膨胀之故，言外之意工资提高我们没有得到实惠，从而反对一切物价上涨，这是很极端的。至少我们得承认我们现在每天坐的公共汽车的品质比以前高多了，我们的电力也比以前有保障多了，至少我们得承认我们现在消费的商品数量和品种比以前多了。这些多了都是必须以工资物价双上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但是这一定不是通货膨胀，相反，如果工资物价这种上涨不能保证反而必定导致通货紧缩。也就是说，在商品品质提高的前提下，在资源品质降低的前提下，在商品品种增加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工资物价是稳定的，没有上涨，那么它实际就是通货紧缩。
在宏观层面看，工资的上涨还有一些原因，它们主要是新型商品的应用和净出口额度的减少两个方面。新型商品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的工资不包含对它们的购买，但是它们现在在逐步进入百姓生活（包括中间消费），所以得给百姓涨工资。我们不能不承认电脑、手机、网络、汽车等等普及必须要以工资上涨为前提。净出口额度减少后就意味着现在系统中的商品量较过去多，这自然要给百姓涨工资，以保证对它们的购买。相反，如果出口比过去多，我们可以降低工资的上涨幅度。在这个问题上，工资上涨速度与国家外汇储备速度是反向运动的。现在实际情况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出口量减少，从而工资得上涨。当然大量非法外币涌入造成的工资物价上涨是不正常的，但是这在本文的考察范畴内是不重要的。
十几年来我国一直在执行“稳定物价”政策，低工资政策（含出口换外汇政策），这导致工资物价上涨不足，不能体现工资物价双上涨关系，问题积累下来，现在爆发了，所以现在出现的工资物价上涨是恢复性上涨，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十几年来积累的这个问题太过深重，从而很可能导致现在物价上涨速度过大。我们的经济系统是承受不住的这种剧烈的工资物价变动的，所以控制工资物价上涨速度是必须的。显然，控制工资物价上涨速度与控制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
工资物价螺旋关系是个表面现象，它实际是工资物价双上涨关系，而并非真的有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凡是表现互为因果的地方一定是还另有原因在起作用，是它为循环关系提供的力量的，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这个原因罢了。工资物价双上涨就在于经济的发展，系统人均财富量增加了。只有工资物价上涨幅度超过这个规定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个人不能确定我国目前的工资物价的恢复性上涨要涨到什么程度，这里只是提醒不要见风就是雨，要冷静对待这次工资物价双上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工资物价双上涨中农业、建筑、资源、手工等商品的价格从来就是上涨最快的，因为它们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小（即生产的率速度小），而电子、机械、化工、信息、金融等行业商品的价格上涨速度最低，部分表现为负速度（价格降低），因为它们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大（即生产的率速度大）。个人的结论是：继续打压房地产、电力、电讯、信息、金融这些暴利暴工资行业，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仍然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经济工作。
本来这次工资物价大上涨在前年（2005年）就应爆发的，但是我国硬是控制住了。这次可能控制不住了，因为美国人在捅我国这个伤疤，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是这也未必是坏事，我国可以利用这次工资物价的必然上涨内力，多给农产品涨点价，多给城镇低收人群增加补贴，从而缩小我国贫富差距。否则和过去一样，我国实现了所谓的“稳定物价”，而实际是让货币购买力增大，是通货紧缩，那实际是继续让百姓得不到改革的成果。事实上我国现在的一些主要的经济问题都与过去工资物价上涨不够有密切关系，比如房地产，如果不是过去的通货紧缩的时间太长（十几年），那么投资环境就不会那么坏，进而温州人可能就不会炒房。其二，如果工资物价一直在合理上涨，那么人民币对外就没有那么大的升值的压力，外资就会对炒人民币的兴趣不大。我们应该明白一点，宏观上的经济问题总是过去运作不当引起的，如果简单认为现在的工资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按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治理现在的实际，那么我们实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治标不治本，结果永远是本文开头指出的奇怪现象：我国不是通货膨胀就是通货紧缩，这中间没有休息期。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它要求我们的治理办法必须带有“恢复正常”的内涵，以疏导为主，而非现在这样的硬性堵截和压制。
注：
①关于头规律，见曹国奇《社会结构的原子解》一文，学说连线网站曹国奇专栏http://www.xslx.com/htm/mzfz/gjzz/2005-02-22-18331.htm 。
②我们很习惯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这是不当的。公平、公正是指按一定的情和理办事，不偏袒任何一方，这只是一个道德上的理念，它本身没有告诉我们按怎样的情和理做事才是公平。这里的情和理是经济学必须解释的，所以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在逻辑上说不通。经济系统实际是合作与分工的对立统一，是宏观与微观对立统一，所以真正对立的应该是平均（平等）与效率对立，其中平均（平等）主导宏观运动，保证系统稳定和安全，而不平均（不平等）则主导微观运动，保证效率和速度。
③见曹国奇价格运动四大规律（之一），经济学家网，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538 。
④这里只是以我国前两年预定的调整目标为依据来分析的。如果严格以“平均利润、平均工资、平均税金”为依据，恐怕农价上涨幅度还要提高两个数量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