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 全球性危机 公共危机 不得不面对的全球性难题



“非典”的阴影刚刚散去,东南亚海啸又把人们带进了恐惧的深渊,海啸之后人们发现,如果全球有一个协调机制,我们本不会失去那么多亲人。然而“卡特里那”飓风的出现不得不让人怀疑,拥有完善的危机应对体系的美国也失败了?禽流感的“全球运动”也再一次向我们敲起警钟:该注意了,时刻绷紧我们的神经,预防随时可能爆发的公共危机。

嘉宾:

江时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

彭宗超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陈少强  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室副主任

张健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张承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游昌乔  基业长青管理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主持人:杨磊  张荣旺

公共危机有加重的趋势﹙小标题﹚

中国经营报:随着禽流感在世界范围的蔓延、巴黎骚乱和美国飓风等各种公共危机的频繁发生,公共危机是否在全球化和越来越发达的科技背景下有加重的趋势?

张健雄:我觉得是有加重的趋势。在工业化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赶不上工业化发展的步伐。在社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社会污染和材料滥用已经超越了人们在现有科技水平下的认识。所以像公共卫生事件就经常会发生。即使在认识以后能够采取措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是别的危机又产生了,这种爆发频率会越来越高。

彭宗超:我认为公共危机是否加重还不能轻易断言。一方面,全球化使公共危机带有全球波动的特点,因此在另一个国家发生的公共危机也可能会使我们受损;另一方面也与信息化有关,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也使我们能及时了解到发生在别国的公共危机事件,这可能使我们在主观上有一种加重的感觉。不过,在有些领域,如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方面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确有增加的趋势。

陈少强:公共危机的扩大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工带来了效率,网络技术的发展又使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但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了,由此导致的公共危机也在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经济引发的公共危机会通过三种机制传导,一种是溢出效应,即一国的货币贬值和股市狂跌通常会波及他国;另一种是季风效应,由于主要工业国家商品价格和政策的变化会促成新兴市场国家发生货币和资本危机;还有一种是传染效应,一国出现危机不仅使投资者对该国失去信心,也会动摇对其他类似国家的投资心理预期。

游昌乔:在地球村的框架下,各种公共危机(经济、社会、政治等危机)互为因果,相互传染、叠加和扩展,公共危机已经不是偶然现象,可以说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面临的一种常态。

政府重任在身﹙小标题﹚

中国经营报:面对公共危机,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彭宗超:很多突发、紧急的事态其实是由日常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引发的,潜在性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成了公共危机。这里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风险,还有一个是人的脆弱和社会的脆弱性。这两者相交叉的时候才有可能造成灾难。因此不能仅仅考虑风险本身,还要考虑人、机构和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按照这种框架考虑的话,实际上我们需要尽可能把危机往最坏处考虑,做最充分的准备。

江时学: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中,政府必须首当其冲,采取有力的措施。首先必须要披露正确的信息。信息披露正确与否对于会不会导致危机,危机向什么方向发展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次,危机爆发之后公众心里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政府部门要敢于面对公众的提问,以正确的信息来引导公众。第三,树立可信度。政府管理危机采取的各种政策,要在民众中确立相应的可信度,如果没有可信度只会加剧危机。第四,要有足够的准备。对危机会产生的不良后果要有足够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张健雄:的确是这样,如“卡特里娜”事件本来是一个自然现象,之所以演变成为公共危机。最大的问题是美国联邦政府救助不力。美国的飓风年年都有,但历年来风灾造成的损失没有这一次大,首先是由于这一次预防工作没有做好,其次是危机发生以后联邦政府做出的反应太慢。

陈少强:政府对防范公共危机的确有职责,而且是防范公共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过具体应对中首先需要有制度保证,要理清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在风险分担中各自的职责;还有就是政府要制定应对公共风险和危机的预案和管理程序。其次还需要有法律保证,在法律中要明确政府与居民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再一个就是财力上有保证。

彭宗超:以政府为主导是必需的,但是政府的资源和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更要有意识地发挥引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另外有些危机规避也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如各种保险制度的完善。

   

企业义不容辞﹙小标题﹚

中国经营报:正如彭老师所说,政府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公共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可能涉及到我们每个人,那么在危机中,除政府之外的企业和中介组织甚至我们每个人各自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张承耀:公共危机可能是自然灾害,但也有人为因素。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企业为社会做贡献也是义不容辞的,企业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即使在平时企业也要多做公益事业,在危难时刻就更应该挺身而出了。非政府组织则可以在协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公共危机对企业并不一定只是坏事,有时反而可能是一个发展机遇。因为每一个公共危机的发生会对传统的经济模式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如在“非典”期间,人们都不愿意到商场去,这样就刺激了网络购物的发展;有些对公共危机的应急产品也会有所发展,不过这就要考验企业的反应速度了。

游昌乔:在公共危机中,企业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趁火打劫还是雪中送碳,会在公众心目中造成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是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以社会和公众的利益为重,则品牌的美誉度会快速地提升;但如果是企业急功近利,站在铜板的一边,为了商业利益不择手段,使危机雪上加霜,则会严重危及企业和品牌形象。

瑞士的罗氏公司是全球第六大制药企业, 2003年“非典”期间罗氏公司蓄意制造谣言以促进其药品的销售,并被某媒体举报。罗氏公司的商业诚信和社会良知受到公众质疑,其形象一落千丈。

陈少强:我觉得目前个人的危机意识也急需加强,一个国家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建设相对滞后,恐怕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危机意识不强和思想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

中国经营报:近日,国家发改委指出,我国有99%的企业没有参与过捐助活动。这是否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危机应对观念不强?

彭宗超:的确是这样,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危机意识需要进一步引导。

游昌乔:其实,企业在公共危机中也可以有效传播自己的品牌和美誉度。罗氏公司就是利用禽流感事件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企业形象。今年禽流感爆发以来,罗氏公司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原因是罗氏公司拥有的“达菲”药品被证明对禽流感治疗有效。因此“达菲”几乎等同于“战备物资”了。面对日益紧迫的疫情,罗氏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加速了企业申请和认证的程序。罗氏与具备生产能力或可以协助生产的公司合作制造“达菲”,用于疫情突发时使用。目前上海医药集团已经获得授权。其次在与中国卫生部沟通后,罗氏决定暂时停止在市场上公开销售达菲,所有储备都交给卫生部实行药品统一调配。第三,公司总裁胡摩尔博士明确表示,如果疫情爆发,罗氏公司将为世界卫生组织无偿提供300万盒“达菲”胶囊。罗氏还把“达菲”胶囊的价格降低了一半多,在已经发生过禽流感的地方,罗氏公司提供了可以融化在饮用水里面服用的粉末,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药品的价格。罗氏公司利用禽流感事件树立了一个诚信、大度和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形象。

    江时学:公共危机中有所谓“象征性价值”在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以拉美国家为例,拉美国家搞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这些私有化的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一些技术实施部门,港口、码头、铁路、电讯,也包括电力在内。结果1999年阿根廷首都一个断电的小事故引发了一场公共危机,一是由于引发事故的主体——电力公司没有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二是在人们的心目中,电力公司本应该是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象征性价值。电力公司被私有化,没想到刚刚私有化就出现了问题,引起了人们对私有企业的怀疑。

    应对机制尚需改进﹙小标题﹚

中国经营报:禽流感这样的公共危机以前好像是发生在比较落后和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但现在欧洲也难以防范禽流感。美国的财力虽然雄厚,但飓风也成了一个难免的灾难,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转轨中的国家会有更大的压力?

彭宗超:其实西方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等一些国家应急机制这一块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坦率地说,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应急机制做的再完善,一些高度不确定性的公共危机都很难应对。美国的联邦应急机制的确很强,对一些飓风都有应急准备,为什么这一次做的不好?我个人感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飓风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没有预计到这一次要比往年强烈得多。

总体上说,我国在危机前的一些准备,或者说防范和预警这一块可能做的还不够。但是一旦进入危急状态,我们资源动员能力,我们协调能力和应对能力的确比其他国家要强。

    中国经营报:国际经验表明,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各种公共危机,制定切实可行的危机管理战略、政策和规划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明确危机管理的目标,指导危机管理的行动,统一调配危机管理的资源,强化危机管理的能力。我们国家在应对公共危机上还有哪些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抑郁症 全球性危机 公共危机 不得不面对的全球性难题
    彭宗超:我国自然灾害的发生有一种增加的趋势,而且对经济的总体影响也在增加;其次社会冲突性事件也呈现增长态势,因此我们缓解矛盾的压力就相对大一些。不过2003年以来,我国已经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管理了,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防治方面进步较快;而且去年以来政府各个层级基本都做了应急预案,使应对公共危机有章可循。但预案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提高,毕竟应对各种不同的公共危机应该有不同的应急预案。另外应对公共危机的法律规范也应该及时跟进。

    陈少强:缺少具体的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程序是一个方面,在应急财力方面也需要充分准备。首先我们对公共危机及其对财政可能带来的影响没有足够重视;其次在预算编制中,对“不时之需”这样的突发性支出缺乏深入分析和评估;还有我国预备费和年度预算一起安排,实行的是流量式管理,而不是基金式管理,不能在年度之间进行调度和平衡,大大限制了预备费在化解突发性支出方面的作用。

游昌乔:我国目前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三点:一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二是应急技术水平落后;三是信息渠道不畅通。因此需要建立公共安全的预警和决策分析机制,切实做好经常性的预案和工作准备,形成一套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强化预警、防范、应变和处置能力,提高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风险的本领。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体制,把实践中应对突发事件的成功做法转化为经常方法,把有效的临时措施转化为长效机制。

江时学:国际上相互交流信息,开会研讨和国家之间的协调很重要。另外我们在处理公共危机的时候也要努力寻求国际援助,这也是应该注意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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