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反通胀历程（1978-1994） 从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后，共经历了几次典型的通货膨胀。20多年来，中国经济大致按照“高涨—膨胀—治理—紧缩—停滞—放松—扩张”的轨迹发展。通货膨胀是转型时期的普遍性问题，其发生有着必然性。 1978—1983年的首次通胀 1978年，为了追求大跃进，基本建设规模开始爆发，随着巨大的投资冲动，财政预算赤字在迅速增加。1978年建设规模比1977年增长了31%，经济增长速度上升到11.7%，国家财政开始出现赤字，1979年赤字猛增到206亿元，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形成了很大的货币扩张压力。现金供应的年增长率由1978年的9.7%急剧上升到1979年的24.4%和1980年的25.5%。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条件下，虽然当时大部分商品价格仍处在行政管制下，但物价开始攀升。零售物价指数由1978年的0.7%上升到1979年的2.0%，进而上升到1980年的6.0%。 这次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总背景下进行的。在1978年到1981年的三年中，国家采取了以下一些紧缩措施：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项目；压缩国防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冻结企业贷款，并向国有企业强行推销国库券48亿元。在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下，1981年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并于1983年初达到谷底。 不止中国，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的经济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遇到了通货膨胀的困扰，一般受困于计划经济下的短缺状态，总供给往往不足以满足总需求；更由于改革初期存在的宏观经济管理的缺陷和政策差错，使得通货膨胀在早期并不能得以抑制。 始于1978年的经济制度变迁对通胀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学者面临着传统和突破、守旧和创新之间进行选择，表现于通胀存在性和衡量指标的争论。这一时期，通胀理论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性质。 1986—1988年的恶性通胀 从1986年开始，1988年全面爆发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该阶段主要有物资的匮乏和在高通货膨胀、高增长速度下实行“价格改革闯关”等表现。 在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里塑造了一个名为“老急”的人物，老急因为听到邻居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啦”，着急得一夜没睡，一早就推着小推车去囤货，囤了一澡盆子醋、两水缸酱油、15暖瓶豆油、一被窝的黄酱等大量日用品，反映的就是该次通货膨胀下的中国老百姓心态。 1986年初，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政府开始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迅速扩张。1987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到1988年中期，M1和M2的年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和29%。1988年6月，通货膨胀的预期迅速形成，物价飞速上涨，下半年对去年同期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攀升到26%，城市普遍出现商品抢购风潮，倒买倒卖计划分配的调拨物资和外汇额度及其腐败的蔓延，加剧了群众的恐慌和不满，使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从而引发不稳定。 1988年9月，国家开始实行“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信贷政策。为了控制爆发性的通胀，1988年第三季度开始急剧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停止审批计划外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公司；强化物价管理，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严格控制贷款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提高专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并于1988年9月和1989年2月两次提高了利率。 这一系列措施虽使得通胀率很快下降，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由于通胀压力的形成到释放有一个时滞，到1989年第三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下降至谷底，M1和M2的年增长率下降为-1%和13%，物价同时迅速回落，1990年第三季度零售物价指数同比增长率至0.6%。但与此同时，经济也陷入衰退，市场出现疲软，企业开工不足，财政状况恶化，就业压力增大，出现前所未有的“过冷”局面。 在这一阶段，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和政策争论。主要为一派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要求货币供应量增加，以“非均衡理论”论证通货膨胀政策的合理性；另一派则主张通货膨胀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改革，要抑制通货膨胀为全面改革创造“宽松环境”，深度讨论了改革与增长，改革与环境之间关系。 1992-1996年粮价先涨的严重通胀 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和“大干快上”中，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关键部门的改革。同时，由于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和期货热等，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1992年M1和M2的增长率分别高达35.7%和31.3%。 1992-1996年的这次通货膨胀以粮食价格的上涨为先行。1992年，粮食价格同比上涨24.3%，涨幅比1991年上升15.7个百分点，1993到1995年分别上涨27.7%、48.7%和34.4%，与此同时，1992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6.4%，1993年上涨14.7%，1994年上涨24.1%，1995年上涨17.1%，呈现逐年上升的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 从体制基础上看，1992-1996年通货膨胀的背景是1991-1993年大范围放开工业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1992年4月起分期分地区放开粮食的购销价格等，市场化进程加速使得绝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双轨制”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利益刚性的存在，这种调整必然带动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从需求方面看，需求膨胀特别是投资膨胀是该次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1991到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攀高，从23.9%上升到44.4%，进而升至61.8%，增幅创改革开放以来之最。从供给方面看，通货膨胀的峰值出现在1994年，当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1.7%，除食品外的工业消费品涨幅也显著上升，其中饮料烟酒类上涨11.3%，服装鞋帽类上涨19.6%，纺织品类上涨14.7%，日用品类上涨13.9%，燃料类上涨15.1%。 由于出现严重通胀势头，1993年6月，中国宣布稳定经济的包括金融、财政和投资的“十六点计划”，很快就阻滞了过热的经济势头。1993年中期出台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可分为三类，一类为行政措施，包括限期收回违章拆借的贷款，加强银行贷款额度控制，重新审定投资项目等；二是经济措施，包括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恢复保值储蓄，发售国债等；三是进行改革，以便消除通胀的微观基础和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银行体系改革等。这次调整和历次主要靠加强计划管理很不相同的是，通过深化改革来消除此轮过热的制度根源，但由于当时宏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及时稳住形势更多倚重的是行政类措施。这样，1996年和1997年的CPI分别为8.3%和2.6%，通货膨胀得到遏制。 这一阶段，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态势的看法上的分歧，有的认为经济并未过热不必要采取紧缩措施，有的认为经济已然过热应当及时调整，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快慢提出不同的意见，通胀风险是否到来等等。同时进行的还有关于如何理解和正确处理抑制通货膨胀与缓解失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争论，批判了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补贴国有企业以维持冗员就业的现象，必须通过改革去发挥企业的活力以增加就业岗位等。
（注：本人整理，参阅有：吴敬琏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2004年1月版，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国经济报告2006年10月刊号；国家统计局相关课题报告。发表于2007年10月1-8日经济观察报“反通胀专题”，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