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是“强势美元”的坚定鼓吹者，自他于2006年8月上任以来至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保尔森总是利用一切公开机会向市场散布美国的“强势美元”理念，甚至于美联储大幅降息之后，鲍尔森仍然持这一腔调，就连欧盟集团主席容克都坐不住了，“希望美国采取行动以实现强势美元”。而在美联储大幅降息50个基点以后，美元汇率创出历史性低点，美元指数一度跌至77.70，美国国内也普遍担心美元危机，那么美联储为什么置“美元危机”于不顾呢？
表面上的美元危机
美联储大幅降低基准利率和再贴现率后，美元汇率大幅走低，对加元、欧元和英镑均创出历史低点，这种走势着实令美国人担心。美元汇率走低不仅令美元在全球贬值，令美国人的消费打了折扣，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在市场上遭到进一步抛售，多数美国人担心这种抛售势头继续下去，可能美元的流通范围要受到制约，也就是说，美元汇率持续贬值的表面现象可能预示美元因遭到抛弃而失去世界基础货币的地位，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美元危机”。
可见“美元危机”指的是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的地位遭到削弱甚至抛弃，而引起的美国人和全球市场的普遍关注，毕竟不只是美国人使用美元，美元几乎全球流通的情况下，全球所有的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美元，如果美元因贬值而遭到抛弃，可能会引发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所以“美元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美元汇率持续下跌带来的对美元世界基础货币地位的担忧仍然没有涉及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通常意义上的“美元危机”仍然只是表面上的东西。
为什么呢？有两个粒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日元，日本政府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将日元兑美元维护在110—125的特定区间，超出这个区间日本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日元自国际化以后，采取的盯住是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政策，但从今三十年的历史来看，日元首先是盯住了美元，然后才逐步地实现对欧元等其他货币的自由兑换，所以日元实际上是变相盯住美元的国家。
另一个例子是巴西。据2007年9月巴西央行的报告，由于美元贬值的原因，截至8月底，巴西公共部门净债务总额为1.096万亿雷亚尔，比7月份时减少了86亿雷亚尔。可见美元贬值不仅让美国获得了债务贬值的好处，同样在全球也有不少“盯住”美元的国家地区也从美元贬值中获益不菲，美元贬值的好处实际上由“美元阵营”共同瓜分了，当然其中美国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从这个两个例子来看，在全球有不少盯住或者变相盯住美元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利益与美元直接联系在一起，而让这些国家抛弃美元是很困难的，这也可以间接地解释为什么欧元发行量超过美元了，但是却难以获得与美元同起同坐的地位。IMF的报告显示，2007年第二季度全球美元储备上升5.3%，至2.37万亿美元，可见美元世界基础货币的地位是不会受到威胁的，因此单凭汇率升跌就担心“美元危机”还只是停留在变面现象上。
真实的美元危机
正因为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有一批忠实地“拥趸”，所以单凭美元汇率的走势不足以形成对“美元危机”的担忧，美联储也就毫无顾忌地在需要的时候大幅降息，这其中甚至有刻意打压美元汇率的痕迹，也就是说表面上的“美元危机”对于美联储来说，可能正是掩护政策目的的一种迷彩，而市场则容易陷入美联储释放的烟幕之中不能自拔。那么真实的“美元危机”是什么呢，美联储对真实的“美元危机”有什么应对之道？
虽然美元在全球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同地区和国家中美元的流通程度是不同的，在美元作为世界基础货币全球流通的情况下，其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中的流通速度也不尽相同，如果出现美元流通“盲区”并进一步扩大，甚至只是美元的流通路径受到制约，都可能带来美元全球地位的削弱。所以真实的“美元危机”在于，美元必须保证实现全球跨径自由流动，并形成毫无纰漏的流动路径。
美元汇率持续下跌时，市场投资者都在抛售美元资产，在国际贸易中也大量使用美元结算，以避免美元留在手中进一步贬值，而将其他高息货币作为投资储备，所以美元必然全球泛滥，这实际上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这样一方面推升其他货币不断走高，另一方面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字大量充斥美元使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和过剩，这时候美国就必须为这些美元疏通流动路径，在恰当的程度上阻止美元“劣币效应”的持续恶化，以免路径堵塞而带来真实意义上的“美元危机”。
“中国机遇”是真正的考验
要维护美元的全球流动路径畅通无阻，美国就不仅需要动用货币政策，更多地还是依靠政府意志和贸易政策等组合策略，美联储在确定美元发行量和流通量上有决定权，但是对于疏通美元的全球流动路径却只处于附属地位，所以美联储只是美元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美元地位真正取决于美国战略政策组合与全球的博弈。市场投资者往往因为美联储能够影响美元汇率走势而局限于眼前的现实利益，却难以把握美国战略政策的演变。
目前来看，在全球化与美元不断拓展全球流动路径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对待美元及给予美元什么样的流通地位是关键所在。为此美国不惜与中国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并组成了庞大的阵容与中国磋商谈判不同战略经济领域的分歧，其目的就在于解决美元在中国的流通地位问题。我们也看到美元持续贬值以来，国际贸易中的大量美元涌向中国，而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又制约了美国在中国的自由流通，美元全球流动路径中如何处理中国这一环节就是“美元危机”的要害所在。
虽然中国将大量美元储备投资于美国市场，并组建中国投资公司来使用美元资本，但是对美元来说，中国始终是美元全球流动路径上的一个制约，所以中国很大程度上拥有对“美元危机”的发言权，中国战略政策动向和中国央行的政策选择甚至中美战略对话都关系到“美元危机”如何化解，而这显然不是仅仅美联储就能够把握得了的。而美联储置美元汇率低迷和“美元危机”于不顾果断降息，也有在美元流通地位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含义。
就在9月份美联储大幅降息之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美国应向中国开放银行市场，“如果要中国拓宽市场准入并扩大开放，双边合作非常重要。”可见中美金融合作已经上升到两国战略经济对话的一个很高的层次，已经逐渐走出美国追着中国不放的历史了，正在走进双方平等合作的新阶段，对于“美元危机”来说这或许是一次真正的考验，美国要想解决未来的“美元危机”，必须真诚地考虑如何把握“中国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