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金融问题的阐述主要集中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坚持金融体制改革。由此可见，政府高层显然已经将金融安全问题提到了更显著的高度，布防金融安全、严格监管将必定是中国下阶段的战略重点。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避免和防范经济战、金融战等外在经济风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紧密关注的核心问题。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９月２１日接受电视专访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让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这位以独裁著称的反美斗士手里捧着一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最新回忆录《动荡时代：新世界中的冒险》。 当前，中国股市受通胀隐患、人民币升值和美联储的大幅降息等因素影响，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速度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形与１９９０年代日本爆发的大危机前奏极其相似。因此，我们要防止美联储大幅降息倒逼外资流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因为那会加速泡沫的膨胀，然后在泡沫破裂之前又会快速抽逃，到时会以乘数效应的方式来打击目标市场。当年的日本大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让亚洲各国都曾饱受外资“特洛伊木马”战术之害。那么，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金融的体制改革还须加大步伐，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去建立金融防御系统，但是对外资开放的速度则不宜太快，应该采取策略性的开放。 日前，有消息称政府有关部门计划在年底前出台新规，允许少数外资投资银行与本地证券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准备允许少数外资公司收购现有中国证券公司２０％的股权。同时，有消息称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也大肆鼓励外资机构介入。虽然这种以吸引战略投资者为名的金融改革在银行业改革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通过注资、重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Ａ＋Ｈ全面上市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依然在依靠特殊的存贷利差来“发家致富”，还没有完全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虽然工商银行的总市值屡屡超过花旗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上市银行，但服务质量、内控水平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与花旗银行相比则差异悬殊。据２００２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花旗银行在全世界９８个国家和地区分设了约３２００家网点。但是中国的银行则没有一家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反而却在标榜金融自由化的华尔街屡屡受挫。 对此，笔者与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交流时，他认为在目前中国资本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单纯地吸引外资和随意拉一个外资股东充当战略投资者显然不太合理，从目前几家吸引了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有银行与没有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招商银行对比分析看，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银行未必就比招商银行竞争力强。所以，他认为目前中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的速度有些太快了，当前应该对中国金融开放进行深刻反思，尤其是在审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时一定要参照别国对待中国金融机构对外扩张的限制条件，特别是在审核美国的金融机构时要与美国对华金融机构的政策相结合，不能盲目开放。由于中国经历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处理金融泡沫没有经验，审慎对外开放利大于弊。 近期，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中国当前的金融市场情形和当年的日本前奏极其相似，中国在金融自由化上应该三思而后行，目前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给美国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程太快了，在缺乏制度保证和欠缺风险防范的情况下应该加大监管而不是加速开放。此论一出，让人非常诧异这位曾以“金融深化理论”闻名的世界级经济学家现在反倒奉劝中国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方面不能太快，反而应该实施合理的金融管制。９月２７日，美国宾厄姆顿大学教授詹姆斯·彼得拉斯在西班牙《起义报》上也以《中国：高增长与自由化的高风险，惟一选择？》为题撰文分析指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是保尔森等美国政客和华尔街的谈判工具，以此为借口说事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在开放金融和银行部门的谈判中为美国可能的渗透和控制做出让步，旨在控制中国的金融业，因此中国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截至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底，我国已经批准设立８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２４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各有４家特别会员，并各有３９家和１９家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直接从事Ｂ股交易；在认真履行加入ＷＴＯ承诺的同时，我国还超出承诺，主动实施部分开放资本市场的措施，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开始，我国试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制度，截至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底，已有５２家境外机构获得ＱＦＩＩ资格；另有５家外资银行获准开展ＱＦＩＩ托管业务。在此之后的这一年，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速度更快，这些数据也都有了新的变化，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速度并不缓慢，千万别掉进华尔街游说家的陷阱里。如果再继续盲目开放，单纯给国内的券商引进外资、引进洋股东，而将中国的国有金融资产以此方式来实施股份化，则有待深刻反思。 首先，应该反思目前的中国金融业究竟应该改什么？放什么？引什么？ 例如，没有引资而服务水平和创新业务在国内遥遥领先的招商银行模式，告诫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引资并不是改革的惟一出路；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则是中国平安，他们采取引进国际高管人才（引智）的方式来打造符合国际水平和最有竞争力的中国金融企业，显然金融改革不应是在官本位下“引资”开放，因为目前中国金融企业最缺的不是钱，而是缺乏管理水平和人才。 其次，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应该先内后外，可将国有特权垄断的金融企业牌照向中国民间资本开放，允许民间金融的存在。尤其是证券公司等经纪业务和中介业务先向民间开放试点，让其参与市场竞争，恰恰是对于这些不关乎国计民生的金融机构可以先大胆地向外资开放、合作，而不是先将国家注资拯救的国有金融机构放权让利出去。 第三，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不能过早的向境外资本开放，包括不能对QFII等机构提前开放。资本市场应该有次序、渐进地引进长期资本，而非短期投机资本。如果是长期投资资金，即使出了问题也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去设法解决，但若仅仅引来的是短期投机资本则会对我国金融市场提出严峻的考验，况且金融衍生品具有资金和风险放大的杠杆效应，如果让外资控制了这一杠杠，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和灾难会数倍、数十倍的放大，同时由于我国对此类高风险产品的监管几乎是空白，暂时严格管制百利而无一害。 第四，提高监管水平迫在眉睫。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尤其是对外资和创新业务的监管水平还欠缺很多，“外行监管内行”的状况依然存在。对于目前究竟有多少外资流入到中国股市竟然连监管层也稀里糊涂，大量游资通过经常项目下流入中国股市的资金在表外循环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