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2年是金融行业的多事之秋，周小川入主央行，尚福林上任证监会，吴定富施政保监会，可谓新闻迭起，新政频仍。本报1月20日《创业周刊》头版曾以《三位新“掌门”促变中国金融业》为题对新人新政有可能给中国的金融业带来怎样的变局做了详细报道。2002年资本市场的肃杀之气，股市的长期低迷，国有商业银行不高的绩效使学术界开始热烈鼓吹“民营银行”，而政府决策层也在实际上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究竟2003年中国的金融业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汪潮涌。 记者：去年底、今年初，金融监管最高当局的一系列人事和机构变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那么您对中国的金融业在新一年中的改革持什么样的观点？ 汪潮涌：我认为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在新的一年里将会更加细化与深入，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监管上的力度都会有所加大。但是总的来说改革不能过于冒进，还是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平稳前进。中国有句俗语叫“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我觉得用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上比较恰当。 记者：目前银监会的设置已经成为经济、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那么关于设立银监会的事，您能否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汪潮涌：我认为，银监会的实际进展可能会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对当前中国金融业是个重要问题。中国的银行不良资产率、资本金充足率、资产利润率等指标确实已逼近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水平，加强金融监管，比如说采取成立银监会这样的措施，当然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也要看到，中国金融业的诸多问题在根子上并非源于监管不力，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所以仅仅加强监管，是不能彻底扭转中国银行业的局面的。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国外金融机构从业多年。从中外银行对比的角度（比如美国银行）来看，您觉得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汪潮涌：我在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时也多次说过这个问题。从最外在的层次观察中美两国的银行你就会发现，中美两国商业银行在功能定位上差别很明显，由此导致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也就有很大差距。美国的商业银行分三大类，各自功能定位明确：花旗、大通、美洲三大“货币中心银行”是四大类业务：企业与机构，国际和贸易，零售业务，资本市场业务；“区域性银行”基本没有国际业务，企业和机构业务规模也较小；再往下是“社区银行”，零售业务占比例最大。以一个很粗糙的标准，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可分为类似三种，比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近似美国的“货币中心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可以理解成美国的“区域性银行”，中国的信用社可以理解为美国的“社区银行”。 问题是，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所有银行中支配的金融资产比例过大，“工农中建”四大行支配的金融资产达到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60%～70%，其中又以中国工商银行为最，独占全国金融资产20%。这一垄断地位又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所致，与其他银行分工不合理，这就隐藏了很大的风险。美国对货币中心银行和社区银行的分工有界定，如前者不能跨州吸储，只能跨州贷款，所以美国的货币中心银行的营业网点远没有中国四大行那么多。中国的四大行在县以下还设分支机构，从总行到省到地市再到县，层级太多，共享资讯能力很差，决策链太长，总行控制风险的能力逐层衰减。四大行的呆坏账大多发生在地方基层行便是明证。 在业务范围上，中国的银行80%的贷款集中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业务。这一类风险较高的大额长期项目，美国更多地通过资本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中的债券来融资。债券能有效传递风险成本，通过投资回报和风险挂钩等机制，规避风险。而中国的银行却把所有这些风险都集中在了一笔笔贷款上。 记者：现在银行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如果要想真正改变中国银行业现有的一些弊病，您认为应该在哪几个方面动手术？银监会的出现对国内金融业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汪潮涌：前面说到的中美银行业之间的差别表面上似乎只在于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这些方面，理论上说，这些方面可以通过外部监管加以调整。但实际上美国银行的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首先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这种市场竞争的前提又在于明晰的产权。也就是说只有有了明晰的产权，才能建立起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不仅保证银行作为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保证了金融业监管有了良好的微观基础。中国的银行最现实的问题在于产权的不清晰，没有清晰的产权这一基础，外部监管是不可能从根本上防范、控制银行风险的。所以银行业的改革最根本的必须触及产权。中国四大行目前是清一色国有产权，管理层向政府负责，没有严格意义的董事会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人员按公务员体例考核任免。不良资产的形成与这一产权体制直接相关。政府对银行干预过大，对国企客户天生偏袒，这非常不利于良好的还债体系和信用文化的建立。如果不能把银行产权和客户产权区分开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从这几年不良资产剥离后，新的不良资产产生速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股权多元化是银行业改革的大方向，还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可以首先考虑国有产权多元化，财政部、国企、投资机构参股，由单一国有到多元国有；第二步，再引进民资、外资，形成混合所有；还可以推行员工、管理层持股；最后可以通过上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但四大行的问题在于债务过于庞大，不良资产包袱太沉重，股权改革会非常困难。 记者：如何才能尽可能地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化解金融风险？ 汪潮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全力以赴解决不良资产问题，要想在2006年之前按照央行的要求把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下降到15%也非易事。而银行不良资产不化解，其他改革也会举步维艰。 我认为，在存量资产由于历史等方面原因而暂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首先解决增量资产。首先是尽快发展和建立全方位信用体系。美国的信用体系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分三个层次，有消费者信用记录体系，中小企业资讯信用机构，和为大型公司发行债券进行评估的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可以说是对全社会各经济主体的信用都形成了功能健全的检测和评估。信用体系是金融体系的基石，直接影响到金融体系安全，信用体系的建设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没有把信用体系建设放在应有位置，这应该引起反思。 其次是银行业务结构调整及功能调整，要把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债务市场解决的任务交给它们，这不仅可以化解银行风险，减少新的坏账的形成，也可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均衡发展。银行也能产生新的业务，如为债市提供托管、销售等服务，增加收入。 再次就是金融工具的创新，美国经验是银行的金融资产债券化，从而减少风险，中国应该借鉴。 第四是提高业务人员素质，加强对信用风险分析，强化审批程序，发放手段科学化。
记者：混业经营在近期也已经成为金融改革中人们关注的热点。您如何理解混业经营？混业经营对中国的金融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汪潮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应不应该搞混业经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金融业曾经因为分业经营模式在与日本、欧洲的银行及券商的竞争中失利，当时世界前十名银行几乎被日本囊括，引发了美国金融界恐慌感。其后花旗银行率先进入混业领域，通过收购旅行者保险公司和所罗门兄弟公司，形成横跨商业银行、投行、证券、保险的金融超市，理念是希望全球任何地方的花旗营业部都能提供全功能服务。但日本的金融泡沫和近几年美国的企业丑闻，使业界开始重新审视混业经营。混业对监管的专业水准、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中国金融实行混业可能为时过早，对此需要慎之又慎。目前银行、证券、保险等几大领域的内功都没有练好，而且中国金融业与发达国家所处产业阶段和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监管水平又处于很低的状态。当然不同金融机构互相合作、业务交叉，如证券公司为保险做销售工作，银行为基金做发行等，是值得鼓励的。目前中国金融业对混业的需求并不迫切，迫切的是比如信用体系建设、坏账处理等另外一些问题。 （2003年3月初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