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式到范式体系:科学与社会发展范式的革命



摘要:无论是科学、还是社会发展范式,其合理性取决于其体现面向对象本真的程度。科学、社会发展范式面向的对象都是具有多层级结构的复杂系统。在一个具有多层级结构的复杂系统中,每一个层级都具有自身特有的结构、功能、性质及其运行规律。所以,面向复杂系统不同层级或整体的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范式应该不同,它们共同构成范式体系。各种范式在范式体系中都有其相应的位置。事实上,范式之争多为“层级错位”造成的假象。在科学范式转型日趋明朗化的背景下,社会发展范式的转型也在悄然进行。

 

关键词:范式,范式体系,科学,社会,革命

 

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范式的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或称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不同的范式拥有不同的前提假设、理论方法、概念体系,当然也就对应着不同的结论和行为模式。[1]正如库恩所言:“他会发现,当他用熟悉的工具观察他们以前已经观察过的领域时,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东西。”[2]库恩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的转换,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转变需要立场、方法、观点的彻底改造。其实,不仅仅是科学,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存在范式问题,社会变革的实质是范式的进化与升级。

不过,如果我们脱离具体的对象讨论范式本身的价值,恐怕就是舍本逐末了。无论是科学范式,还是社会发展范式,其合理性均取决于它和它所面向对象的契合性。从这个角度上讲,范式的合理性取决于体现其面向对象本真的程度。科学范式、社会发展范式面向的对象(自然、社会)都是具有多层级结构的复杂系统。那么,什么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本真呢?

1 回归本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均为具有多层级结构的复杂系统

 从范式到范式体系:科学与社会发展范式的革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复杂系统理论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是科学范式从分析到综合、从还原到整体、从线性到非线性的深刻变革,将对科学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大量相互作用的不同单元构成的系统称为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 [3]复杂系统科学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系统(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等)、社会系统、文化系统都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它们都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优化、进化、演替等动态属性。与其它领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刚刚起步形成鲜明对比,生命科学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最典型的复杂系统——生命系统。因此,生命科学领域积累的大量理论成果,正在成为其他领域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理论源泉(如:进化论等)。下面,我们以生命系统为例来认识复杂系统的本真。

复杂系统具有多层级、多功能的结构。生命系统从微观到宏观就包括细胞、组织、器官、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基本结构层级。[4]当由小的单元组成大的单元时,就会产生了新的功能和新的特征,包括随着结构的复杂化,而附加的新的性质,这是整合层级理论。整合层级理论的基本观点有二:一、整体规律大于局部规律之和,整体相对于局部不仅是量变,更是质变。比如:单个分子无论多么复杂,都不能表现出生命的现象,只有当各种必需的分子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形成具有特定结构的细胞时才能表现出生命的现象;单个人不具备繁衍后代的功能,两性个体组成家庭就可以繁衍后代;但是单独一个家庭、一个村落不能维持人类种群的延续(近亲繁殖,导致种群衰退甚至灭绝),维持一个种群延续需要相当规模的种群(个体的组合);而地球环境的维持需要多样性的生物和环境的协同作用等等。二、局部的规律只有在整体的调节下才有意义,生命系统的整体属性既和它组成成分的性质有关,也与生物体有序的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对于低级层级的生命运动而言,其生物学意义也只有以较高级的层级为背景,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社会系统同样也具有从个人、家庭、社区、单位、部门、区域到国家等多层级的结构。在多层级的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中,每一个层级都是更高层级的子系统,同时也是更低层级的母系统。所以,各个层级都具有其子系统所不具备的性质和特征,同时它也无法包含母系统的所有性质和特征。所以说,在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系统中,每一个层级都具有自身特有的结构、功能、性质以及特有的运行规律。而且,在复杂系统中的各个单元、层级之间的联系广泛而紧密,彼此构成一个复杂的联系网络。每个单元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单元、层级变化的影响,并会引起其他单元、层级的变化。这应该就是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本真。

与此相对应,人们在科学与社会发展实践中形成的,面向复杂系统不同层级或整体的范式是不同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范式体系。面向复杂系统不同层级的各种范式,在范式体系中都有其相应的位置,并且彼此互为补充,对人们探索和认识复杂系统的整体运行规律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相互矛盾的。以生命科学为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微观生物学,更多地采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和微观的研究手段(显微与超显微技术、免疫、层析、离心、放射示踪、核磁共振等),而生态学等宏观生物学则更多地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方法和宏观的研究手段(野外调查、卫星定位、物流能流分析、空间分析、时间分析等)。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对于研究生命系统不同层级子系统具有各自优势和价值。它们共同为探索和揭示生命的奥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科学与社会发展史上众多的范式之争,事实上多为“层级错位”造成的假象。适合于复杂系统某一层级子系统研究的范式,照搬到其他层级子系统的研究中,就有可能产生假象。而且层级错位越严重,产生假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层级错位”原理。它提示我们,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都应该面向研究对象的本真,分清具体研究对象在整个系统中的层级地位,了解更高层级的制约性影响和更低层级的支撑作用,并尊重其自身运行的规律,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这是综合研究和正确认识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运行规律的基本要求。

2、科学研究范式转变:以生命科学为例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生命科学经历了研究范式的革命性转变。在物理学、化学理论与方法广泛渗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学,分析和还原(论)是其基本的科学范式。20世纪后半叶,生命科学研究的主流——分子生物学就是典型的“还原论”科学。当时的生物学家认为,生命是遵循物理和化学规律的复合体,只要认识了构成生命的分子基础(如基因、蛋白质),就可以揭示细胞、个体等生命层级运动的规律。[5]尽管分子生物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揭示生命的奥秘。究其原因就在于还原论范式与生命复杂性的不对等性。从复杂系统层级的角度分析,分子层级只是复杂生命系统的最低层级,更高的生命层级还包括细胞、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等等,这些更高生命层级的运动规律,不可能通过分子层级的研究完全得以揭示。

20世纪末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既是还原论研究方法的顶峰,也是生命科学领域科学范式革命的发端。其标志是以基因组学为代表的各种“组学”(-omics)(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免疫组学等)等生命大科学的诞生。这些“组学”开始用整体论和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生命,认为生命实际上是一个由成千上万种基因、蛋白质和其他化学分子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系统,因此需要了解完整的基因组或蛋白质组的活动后,才能真正揭示生命活动的奥秘。那么,人类基因组计划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计划呢?从研究对象上看,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的不是单个的基因或者蛋白质,而是整个基因组或蛋白质组。但从研究层次上看,它仍然属于生命系统的最低层级——分子层级。人类基因组计划只是放大了的“还原论”研究范式的具体实践。所以,人类基因组计划虽然耗资巨大,也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恰恰相反,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期间,该计划的研究价值就已经开始遭到质疑。

从2000年10月开始准备,2002年7月由美国能源部正式推出的为期五年、资助强度为1亿美元的后基因组计划--“从基因组到生命(Genomes to Life)”,显然是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规划。从基因到生命,跨越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到生命,是真正体现生命科学从分析到综合,从还原到整体研究范式变革的研究计划。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同样也体现了生命科学范式的革命性转变。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起人之一,美国科学家L·胡德(L Hood)同时也是系统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系统生物学在分子、细胞、组织、器官和生物体整体水平上研究结构和功能各异的各种分子及其相互作用,并在基因组序列的基础上完成由生命密码到生命全过程的研究;从对生物体内各种分子的鉴别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到对途径、网络、模块的研究,最终完成整个生命活动的路线图。

至此,在生命科学领域中,面向生命系统不同层级和整体的研究范式均已基本形成,生命科学也真正开始走向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

3、社会发展范式的革命:以科学发展观为例

社会同样是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系统,包括个人、家庭、社区、单位、部门、区域和国家等。同样,它的每一个层级都具有自身特有的结构、功能、性质和运动规律。当我们把复杂社会运动的决定力量定位于劳动者利用劳动工具面向劳动对象开展一系列细枝末节的操作时(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种范式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还原论的色彩。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哲学模型,试图从整体层面上建构社会发展的范式,大体属于朴素的整体论哲学,但其还原论范式的时代烙印依然清晰可见。“三个代表”分别从生产力、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确立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从本质上也是还原论范式的产物,它同样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运动简单化为三个不对等的“对等物”。

理论的范式总是与实践的范式密切相关。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我们也经常能够见到人们热衷于用“局部的实验来解决全局性的问题”(这种现象在科学和社会实践中同样大量存在)。这是典型的线性行为模式,客观上是在挪用复杂系统低层级的规律来解决高层级的问题,属于层级错位的范畴。而且,这种层级错位越严重,其实践结果就越可能远离预期的目标,甚至导致彻底的失败。与科学研究相比,社会实践中的层级错位现象更为普遍,这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范式因素。

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经历了“劳动价值决定论”、“资本决定论”、“人力资源决定论”到“全要素生产率决定论”的变化,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也经历了“生产力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到把生产力、制度和文化纳入“社会协同进化系统”中综合考量的变化过程。社会发展范式逐渐从分析走向综合、从还原走向整体,强调社会发展因素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正式纳入社会发展范式的视野,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可持续利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

随着国际、国内分工的加剧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整个国家或全球越来越具备复杂系统的结构要素和功能特征。非传统的文化、金融、安全、环境、资源等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属性。沿袭还原论意义上的经典社会发展与管理范式,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社会发展需要新的范式,科学发展观具备这样的基本属性。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6]

从科学发展观的经典论述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整体水平的可持续发展观。无论是强调以人为本,还是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都与已有的可持续发展观相区别。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直以来就是以被肢解的形式存在(侧重于条块分割式理论范式,如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经济、社会、文化、工业、农业、教育、科技等的可持续发展),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应该说被肢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现代科学范式(分析、还原)的必然产物。而从系统学的角度,现有发展范式条件下,每一个局部都在以损害其他局部利益为前提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所有局部或行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结果的加和必然是整体的不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范式的转变(从分析到综合、从局部到整体)和理论的创新。这应该就是反映整体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真正意义所在。

科学发展观、整体可持续发展观,以复杂的社会系统作为面向的对象,协调、统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深层次上讲,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发展与管理范式的深刻转变,可以很好地适应整体化、系统化社会致力于永续发展的需要。

不容回避,我们所处的时代,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发展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

参考文献

[1] 冯之浚。认清改革发展新形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J]。科学学研究,2004(1):1~6。

[2]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91。

[3]、[4] 张知彬:进化与生态复杂性[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37,31。

[5] 吴家睿。走向新的综合:生命科学领域的小科学与大科学之关系[J]。科学,2004(6):http://www.kexuemag.com/artdetail.asp?name=791,科学杂志社主页,2004-11-25。

[6] 胡锦涛.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提出的新重大战略思想(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04/content_1400182.htm,新华网,2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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