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公元718—780年)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家。他在唐朝中期执掌财经大权数十年,唐肃宗时任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唐代宗时为吏部尚书、平章事,仍兼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安史之乱后,采取一系列具体有效的经济管理措施,迅速恢复了被摧毁的唐帝国经济。但刘晏的杰出之处不仅在理财方面,他用人也很有方,还培养了一批财经管理人才。正是有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管理人才,加上刘晏自己廉于律己,奉公自洁,勤恳工作,才使其经济管理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实施。
拔用“后进有才能者”
在刘晏的经济管理思想和工作实践中,理财与用人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重视选拔和造就一支能干可靠的财经管理干部队伍,建立一个由干练清廉的官吏组成的财经管理体系,正是刘晏财经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刘晏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之所以能取得封建时代第一流的成就,无疑重视和重用人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刘晏制定了一套选拔、任用、监督、考核经济管理干部的办法。这套办法的主要特点是:要用有朝气、有能力而又廉洁奉公的“新进锐敏”的士人(引文见《旧唐书·刘晏传》,下同)。他认识到并且做到了“凡所任使,当以后进有才能者”。这样,他就在用人制度上大胆实行改革,果断地用“后进有才能者”来换掉原先那些蠢笨贪吝、虚伪龌龊的赃官污吏。刘晏认为,长期在封建衙门中任职的官吏,已经习惯于追名逐利、沉湎权势、营私舞弊,办事拖拉推诿、敷衍塞责。因此不能倚靠这些人来管理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那么,他所任用的“新进锐敏”、“后进有才能者”又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士人”(知识分子)。刘晏认为,士人有一定的学识,又爱惜自己的名节,较能奋发有为和廉洁奉公。但他也并非只要是士人就用,他所使用的士人都是“必一时之选”、不拘一格地产生出来的,主要要求是要有所作为和廉洁奉公。因此,在他自己主管的各级财政、经济等行政管理机构中,对于一应出纳、检核等管钱、管帐、管财、管物等方面的实职性工作,都委任给能干和廉洁的士人去干。对于原先那些基本上还称职的官吏,就让他们“奉行文书”,干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刘晏把对干部的使用、奖惩同监督、考核结合起来。由于他有了这一套高效能的干部管理办法,因而他的部吏都能做到“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目前,虽寝兴宴语,而无欺绐”。由于他有了这样一批干练、有才能的财经管理人才,这成了他实现不靠横征暴敛,而靠发展经济、改善经营、提高经济效益,以解决军国需用这一财政管理思想的根本保证。
处置“后门”进来人
在封建时代,要建立一套纯正、高效的财经工作管理机构和培养一支廉洁守法、精明能干的干部队伍是很不容易的;而建立起来了,要保持廉洁而不腐化,就更不容易。因而刘晏在这一方面,就更显出了他非凡的管理思想和才干。由于理财工作是不少人垂涎的“肥缺”,因此许多有权有势者纷纷向刘晏荐举私人亲友。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习气下,刘晏也不敢完全拒绝。在无力抵制腐败风气的情况下,一方面他不说空话要严格杜绝走后门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也不对此妥协、听之任之。于是必得在既不伤面子、又要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寻求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刘晏做得很聪明、很实际,他对封建官僚推举来的亲戚之类人物,都应承安排,给这些“后门”进来的人官位,俸给还可以高些,把他们养起来;事实上这些无能之辈的多数所求亦不过高官厚俸,并不在意要干多少事。但有一条,不得让他们担任实职,不给实权,杜绝他们营私舞弊的机会,严防他们混进来败坏了自己苦心建立的高效能管理机构和干部队伍。
严于律己,作人表率
刘晏能建立和保持这样一支比较廉洁和清正的干部队伍,同他自己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刘晏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了财经管理工作上。每天天明开始理事,直至半夜;当天公事当天处理完毕,从不积压过夜;连规定的“休浣”(放假)日,也常常成为工作日,有事及时处理;甚至在去朝见皇帝的路上,还用马鞭比划着算帐(“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他掌握着国家的钱财物资,但始终廉洁自守,生活俭朴,居食从不考究。刘晏后来被奸臣杨炎陷害至死,在查抄家产时,发现他的全部财产不过书籍两车,米麦数斛(每斛十斗)而已。
刘晏的一套选拔和管理干部的办法,保证了当时国家财经管理工作的需要,还为以后几十年的财政经济管理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在他之后负责理财工作的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贞、李衡等历史上有名的理财家,都是刘晏当时培养的杰出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