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金融市场的网络效应使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进行风险管理，关注个人投资者、公司、行业、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各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和挑战，审视自己可能面临的各种冲击 回望亚洲金融危机之十四 亚洲金融危机的正面影响之一，是各界人士开始呼吁提高透明度、推动国际会计准则和企业、金融机构乃至政府相关披露准则的改革。这源自于金融市场的一个基本性缺陷——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对金融市场的借款者、贷款者和投资者都会造成低劣的风险管理。作为借款者，亚洲大多数企业在危机前均未充分理解借贷期限和借贷货币双重不匹配的风险；提供贷款的银行、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当时也没有发现这一点。面对突然的资本流出，遭受危机的国家既无流动性也无外汇储备，只有束手待毙。国外贷款者和投资者同样没有理解他们所进入的新兴市场，一旦泰铢贬值，最好的避险策略就是“走为上”，恐慌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信息不对称使各方均做出了错误的假定和判断。 信息披露以及相应的风险管理表现在三个层次。第一，是否存在必要的信息以支持充分的决策；第二，是否具备对信息进行分析的能力和技术以实施风险管理；第三，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艰难决策的意愿。传统的风险管理强调前两个层次；世界各国已经极大地改进了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准则，并采纳了不少现代风险管理技术。但解决第三个层次的问题还需要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复杂、含混、不确定情况下作决策更像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危机之前，虽说亚洲金融系统的透明度已有极大提高，实际有效汇率、私营部门的短期外债、经常账户收支平衡表和银行资产负债表都有统计，但这些信息并没有适当地整合到市场风险评估中去。危机之前，克鲁格曼和国际清算银行（1996年度报告）对亚洲资产泡沫均表示担忧，可惜都被一再忽略。 风险管理是治理问题的核心部分。亚洲遭遇危机国家所犯的错误，不仅是某些风险管理技术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应对风险的宏观结构和设计有问题。虽说全球化已经创造了一个无国界的市场，但许多亚洲经济体的政策制定、立法和市场实践仍延续过去的模式——局限于本国，不能放眼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经济体都不能再保持静态的、局限于本国的视角，而应该代之以动态的、全球化的、互动的视角。 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创新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经济网络的形成。许多经济体开始作为一个局域网，被粗糙地链接到一些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中。我们不能再将每一个经济体看成“孤岛”，而应将其视做全球经济网络的一部分。任何外部冲击和风险都可能以传染的方式在网络中广泛扩散，类似于电网，一旦突然出现高压电流，各种电器设备可能遭受严重损害。因此，为保证安全用电，需要配备保险盒。 同样，从应对全球风险的角度出发，一个经济体也必须在设置抵御外部冲击的保险装置。但实践中，很少有经济体能够做到,因为经济体往往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最大的风险是我们看不到、没有经验并且不能预见危机的发生。 亚洲金融危机起源于日本经济“泡沫”和随后的“通缩”。为避免进一步“通缩”和保持出口竞争力，日本投资东南亚，大量短期借贷制造了“泡沫”。当东南亚“泡沫”破裂时，大量资本外逃，日本银行和其他国家贷款者纷纷抽回借贷资金，加剧了当地经济崩溃。风险管理是理性地管理不确定性以防止损害发生，可惜的是，市场并不总是理性的。 风险管理本质上是市场参与者基于自己对市场状况的解读而做出相应的决策。宏观的发展趋势其实有微观的起源。凯恩斯很早就理解了决策的复杂性。他指出，挑选股票就像在选美中预测冠军，最笨的人挑选他认为是漂亮的选手，十有八九会错；稍聪明的人会选择他认为是大家公认不错的选手；但最高明的人则会分析出大多数人认为是大家公认的选手。全球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扩展如此之快，以致于许多人难以理解，更别说管理其中的风险了；而1997年时的市场参与者、交易产品及其变化数量比凯恩斯时代更是不知道要复杂了多少倍。
全球金融市场的网络效应使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进行风险管理，关注个人投资者、公司、行业、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各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和挑战，审视自己可能面临的各种冲击。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很好地识别和管理风险，是因为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也就是说，越专业化，越变“井底之蛙”。 更严重的是，“直筒”式的官僚体制使得本位主义盛行，信息在不同部门间很难共享、行动相互分割、争权夺利，造成了整个行业和国家层面的风险很难得到识别，管理的交叉重叠与漏洞百出最终产生了许多盲点，“从而对一些新兴的风险因素无以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