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对幸福的80后们而言,30年前的事已经是古代史了.对我这样的过来人,好象才是昨天的事情.新京报现在每天用2版回顾这30年的各种故事.前2天它刊登了一个我多少也知道一点的故事.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
第一年他在北京春季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
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
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
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
那些年，他常和作家史铁生一起在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描写的这个人就是1985年万人马拉松25公里组冠军李燕琨。”
我中学上的是反修路中学,叫这名字是因为学校与苏联大使馆只有一墙之隔,使馆门前那条马路(原名扬威路)文革开始就改名叫反修路了(如今叫东直门中学).学校离地坛公园不远.每年冬天市里都在中学搞长跑活动,名字起得都很有意义,譬如韶山,井冈山,延安什么的.就是说一个班40多人,一冬天跑下来,累计里程能到那些神圣的地方.一般同学都不愿意跑.这也难怪,早上7点来钟气温在零度以下,真跑3000米(女生1500)下来,早上吃的那点早饭的热量就消耗没了.教室里暖气时有时无,窗玻璃也经常残缺不全,西北风直接灌进来,跑一身汗上午4节课怎么熬啊?我大小算个学生干部,和其他干部们不好意思不跑.再说各班比赛,累计里程每天都在校门口布告栏上公布.人家都快到韶山了,我们才出北京城,不好意思啊.出了校门,饶过苏联大使馆,跑到地坛南门再跑回来,正好3000来米.干部和好学生们跑是无可奈何,但有些坏学生们跑则是兴致勃勃了.别说3000,5000,10000都不在话下.经常是都上第2节课了,几个坏小子才神采飞扬地闯进来.替班集体争光,谁也不好说什么.
所谓坏小子一般是家境不好,学习不好,但身体很好的平民子弟.厉害点的崇尚打架斗殴,参加流氓团伙,基本初中没毕业就进监狱(我们班有3位,刑期2-4年不等).老实点的崇尚身体锻炼,学校运动会主要靠他们拿成绩.他们有自己的江湖和规矩,我们那一带崇拜的传奇人物之一就是开头提到的李燕琨,绰号琨子.
李燕琨从74年到78年5次参加北京环城赛,直到拿了第1都没被承认是有原因的.68年,因为爹当过国民党兵,他这当儿子的被认定是历史反革命,监狱关了1年.出来又劳教3年.参赛的5年他其实是失业青年.每天早上4:20起床,在地坛里跑20圈合2万多米.然后骑上平板车出去找活挣钱活命.得了第1也不能代表北京参加全国比赛,因为只是业余运动员.有些运动队想要他,一看他那历史也就算了.直到85年,改革深入了,他才被北京军区体工队招去,成了专业运动员.没想到北京环城赛也改革了,专业运动员不算成绩.86年大裁军,这老兄又被干掉,当了工人.87年李燕琨终于又以业余之身参加了北京环城赛,没拿到好名次.那年他已经36了.后来他辞职单干,在地坛附近开了个体育用品商店直至今天.
如今想起来,对李燕琨和我们班上的坏小子们而言,长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既然被社会和时代打入了另册,既然不具备被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认可和接纳的条件,既然不甘心自暴自弃象其他人一样混日子,那就有什么就最大限度地用上,挖掘出自信,自尊和自身价值来,硬从无意义无希望无寄托中造出个意义,希望和寄托来.被不被大众认可无所谓,被不被市场认可无所谓,被不被历史认可无所谓.这很象所谓的阿甘精神,也很象许三多的”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
中国象李燕琨这样的人多一点好,网络界象李燕琨这样的人多一点也好.
